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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入籃與歐美貨幣政策(2016.1 )

發布日期:2016-01-12

☉文/鄭德力博士(德國)


人民幣處在一個舉足輕重的微妙地位上。人民幣是否繼續保持與美元匯率和利率聯動關係或者與美元脫鈎,轉向與其他主要貨幣建立平等互惠的匯率關係,既是一場複雜的國際政治課,也是在中國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下的一場難度很大,風險很多的經濟課。


今年3月歐洲許多主要國家,不僅是英法德意等經濟強國,也包括俄國與瑞士等國在內,突然以特殊的跨洲深化合作行動,浩浩蕩蕩排隊「重返」亞太,宣布參加亞投行和成為了總部設在北京的亞投行的創始國。禮尚往來,201510月底,看來也是主要在歐盟的推動下,人民幣被請進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特別提款權」(SDR)的核心組成,人民幣在SDR的貨幣功能將於201610月起正式生效運作。人民幣是進入SDR的第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其他四個組成貨幣是原來老牌貨幣的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


客觀看待人民幣入籃篮


IMF總部設在華盛頓,是美國二戰後像類似成立聯合國那樣用來撐起西方掌控國際秩序的重要支柱組織之一,如今人民幣大水沖到龍王廟,並不自傲地登堂入室華盛頓的IMFSDR核心。


相對於中國3萬多億美元等值的外匯儲備和超過10萬億美元等值的世界各國貨幣儲備總和,以及數十萬億美元的國際資金流動和幾百萬億的國際金融衍生產品的滾動,目前IMF給世界180多家央行分配的SDR總額只有約2800億美元等值,如果不論國家大小,每個國家平均可獲得分配的SDR只有16億美元,而且在現有的美元為主要支付貨幣和儲備貨幣的超比率壟斷構架下,SDR並不能在金融市場直接交易流通和結算支付,只算是一個人為合成的貨幣組合,記帳在各央行的儲備科目以備急用,雖然也是杯水車薪。IMF的資產總額有限,早已經不足以應付巨大的國際金融市場爆發的流動資金危機。SDR的記賬儲備貨幣性質的象徵意義較大,未來的SDR總量增加估計也將繼續受到美國在IMF的一票否決權而受到限制。人民幣入籃是歷史大事,表現出歐美對人民幣尚未完全自由兌換下的讓步,入籃本身對人民幣的升貶值的影響力不應高估,雖然將因此刺激各國央行對人民幣的一定需求,國際市場因此對人民幣的需求直接增加也將是相當溫和。


201610月開始,人民幣在SDR組成中獲得10.92%的權重分配,所佔的權重並不高,排在美元的41.7%和歐元的30.9%之後,總算還是公平地超過日元的8.3%權重。


人民幣權重的來源


人民幣取得的10.92%權重從何處割切出來,恐怕也存在着一個被低調隱藏的中歐美角力故事,故事的圓滿結局是以歐元的權重的顯著降低和美元權重的基本不變達成歐美的妥協和中國入籃的目標。由於從頭開始人民幣入籃明顯不會是一個美國無私主導的項目,功利主義的美國自然沒有義務讓出太多的美元權重,美國也完美地成為了不反對不支持的難得的成功旁觀者。無論如何,2015一年內,歐盟跨洲參加亞投行,以及人民幣順利入籃,可說是給當前仍然危機四伏的國際貨幣金融領域帶來了罕見的雙喜臨門。


美國為什麼不以一票否決或糾眾堅決反對人民幣入籃,大概是多疑者的納悶。如上所述,更值得去瞭解的是為什麼美元只割出0.2%權重,而歐元卻大方割出6.5%的權重,等於美國讓出的權重的20多倍。英鎊割出3.2%權重,日元割出1.1%權重,皆全部高於美元割出的0.2%,這到底是世事炎涼或美國頑固不化,也只能留給世人去評說。


西方貨幣政策的內部裂痕


人民幣入籃是西方國家在不同程度上被迫接受世界上貨幣實力變遷現實的主動和被動的表現,亞投行歡迎歐洲的重返則是海納百川的開誠布公。歐洲國家參加亞投行明顯有別於美國軍事重返亞太戰略,不像是重復從前殖民地時代的軍事重返,而是歐洲資金和技術也在嘗試的國際合理平衡調配的重返,不是搞殖民地經濟的重返,而是以對亞洲國家基本建設貸款融資的積極參與者的身份重返。歐洲繞開了美國曾經半公開進行的必要「勸阻」,毅然參加了總部設在北京的亞投行,不能不說是西方世界的一個異端舉動,這與美國堅持維持有利於美元的國際金融現狀的保守政策有根本的差別,頗讓美國進入了斯人獨憔悴的新境界。


歐洲逐漸在國際貨幣金融領域舉起了與美國絕然相反的政策旗幟,也反映了歐洲對美國的以守成為特色的西方國際貨幣金融政策的一個逆向變革。歐洲面對巨大的中國與亞洲的投資生產與消費市場的興起,不滿美國在世界貨幣金融堅持的頑固的美元特權保護主義,美國政策對歐洲經濟發展和歐元的成長並不利。歐洲對於雖然只有3億人口的美國的成熟市場向來非常重視,但是對其重要性也可能慢慢有了新的客觀再評估。在長遠上,如果歐洲工業要被迫對美國和中國市場有所取捨,選項的結果將非常明白。大眾汽車在美國的廢氣排放檢測弄虛作假被揭發後,可能被美國法院判予高達180億美元罰款的壓力下的反應,卻可看出德國大眾總部也沒有表現出太大的驚恐。隨着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市場的蓬勃興起,美國市場對歐資企業的吸引力已經有所相對下降,因此西方國家的國際貨幣金融政策難免從長期的存異求同的互相協作,終於進入了必然要公開顯示出歐洲與美國及與其附庸的日本的不可避免的裂痕。


當前歐央行斬釘截鐵地延長量化寬鬆政策到2017年,與聯儲局猶豫不決的提息政策形成強烈對照,歐美利率政策分道揚鑣的發展趨勢方興未艾,將再維持至少兩年時間,並將給美元和歐元帶來難以預測的震動。歐美貨幣政策的對立變化也難免給人民幣的匯率和利率何去何從帶來嚴峻挑戰,人民幣夾在歐元美元之間必須嚴肅認真對待,但人民幣也處在一個舉足輕重的微妙地位上。人民幣是否繼續保持與美元匯率和利率聯動關係或者與美元脫鈎,轉向與其他主要貨幣建立平等互惠的匯率關係,既是一場複雜的國際政治課,也是在中國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下的一場難度很大,風險很多的經濟課。


人民幣不得不面對新的巨大無形風險,歐美或許也在翹首屏息以待,相當緊張觀望人民幣的天平往哪裡傾斜,以便決定其本身進一步的戰略方向。美國聯儲局提息政策的處境孤單,如見勢不妙,再推遲或淡化其雷聲大雨點小的提息政策,被迫隨世界大流,接受國際經濟大趨勢的現實壓力和避免硬撞南牆的嚴重後果,理性地收起其長期來天馬行空的任性的和危險的單邊貨幣政策,也是完全可能的事情。


人民幣入籃與貶值崩潰的危險


人民幣入籃是陪練,其實也應該看作是積極參賽國際金融世界杯的開始。如果說,通過入籃來推動中國金融改革是一個相當流行的看法,那麼中國金融的發展與改革也已經在靜悄悄促進國際金融改革。本國金融改革與國際金融改革之間的並進不是單行道,如果一味寄希望於國際金融現有的體制帶領人民幣的國際化和匯率及利率自由化,而忽視了人民幣國際化等等目標也必須有必要的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的配套的這個基本前提要求,那將是危險的。如何在中國龐大商品生產的基礎上發揮中國金融改革對國際金融改革的能動力,而不是先入為主地將中國發展過程中必要的資本跨境流動管理和人民幣的不完全自由兌換當作原罪,才是當務之急。


人民幣入籃首先帶來一些積極樂觀氣氛,後來由於兌換美元的匯率出現顯著下降,反而普遍過分擔心資金外流的崩潰後果。當前人民幣貶值的「貶值」一詞似乎被過分濫用,在當前的世界裡,某個國家的貨幣單獨對美元貶值並不再代表全面的貶值意義,如果歐元日元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已經對美元大幅貶值,人民幣對美元不貶值反而是被動地被迫對其他貨幣升值,人民幣則無形中成為美元升值的可靠的大後方,無形中成為準美元區內的一個貨幣,為美國搞美元升值政策提供膽氣,卻享受不到也能發行美元的鑄幣權的喜悅,因此收益與風險代價並不對稱,完成了對美元一家的匯率穩定目標,卻失去了對世界其他貨幣的匯率穩定的成果。目前美元也有可能陷入從前日元在廣場協議被推動過分升值的陷阱,所以在相當程度上美國是應該更擔心人民幣貶值。另一方面,中國擁有仍然龐大的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不易爆發失控的資金外流和人民幣貶值崩潰風險,對熱錢回流和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單獨貶值仍有足夠掌控力量,但是要管理和防止的是,人民幣不宜在兌換美元發生貶值之時,也跟着發生對其他主要貨幣的普遍貶值現象。


(作者為中國銀行法蘭克福分行前副行長,德國WERC國際經濟研究中心首席經濟學家,閩南理工學院特聘教授,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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