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孫中山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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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亞洲觀的世紀歷程(2016.10)

發布日期:2016-10-24

☉文/王俏蕊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

孫中山先生是中國革命的開創者和踐行者,他的精神遺產也是亞洲諸民族乃至整個世界的財富。在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之際,回望孫中山履歷、深化孫中山研究或為最有意義的獻禮。本文在學界「孫中山亞洲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論述「孫中山亞洲觀」要義,並梳理「孫中山亞洲觀」在近百年被運用演化的歷程。

有世界視野的民族主義者

孫中山先生是一個有着世界視野的民族主義者,他對世界的關注以是否「平等待我」為依歸,他所從事的革命活動以「世界大同」為最終目標,「亞洲」在他的思想理路中是增強中國革命力量的大本營,也是中國走向世界的根據地,是其「中國-亞洲-世界」思維中不可缺少的政治空間和文化場域。

綜論孫中山亞洲觀,可以將其概括為聯合亞洲弱小民族、實現中日合作、反抗西方侵略的「亞洲革命觀」和主張亞洲文化為世界文化最優、聚焦中國文化為亞洲文化主體、抽象仁義道德為中國文化精髓的反抗西方壓制的「文化亞洲觀」,「文化亞洲觀」為「亞洲革命觀」提供了道德支持和凝聚力量。其中,「亞洲革命觀」雖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表現為不同的聯合傾向,卻是其始終如一堅持的革命策略;「文化亞洲觀」主要表現在一戰後尤其是1924年在日本神戶的「大亞洲主義」演講中,具有強烈的針對性、目的性和應景性,不能與其晚年的中西文化觀完全等同。

1931年4月5日,由南京國民政府授權,國民黨人黃紹美發起,印度、安南、緬甸等亞洲國家積極參與的民族國際組織——亞洲文化協會在南京中央大學致知堂召開第一次全體代表大會,他們宣言亞洲文化協會得益於20年代孫中山對「聯合東方的弱小民族,以王道文化為基礎,團結一個東方文化的大聯盟,來抵抗歐洲霸道文化的侵入」的主唱。當時在反抗帝國主義方面,尤其是對日本帝國主義採取了堅決的抵抗態度。從理論和行動上看,我們將該協會稱為南京國民政府和亞洲各國志士對孫中山亞洲觀的一次實踐也當為合理。

汪偽政府盜用歪曲孫中山理論

1940年4月26日,汪偽政府在南京舉行「還都」典禮,依然宣稱遵行孫中山「三民主義」,利用「全體主義」理論附會孫中山「大亞洲主義」來實現對日投降、與日勾結、共建「東亞新秩序」的企圖。所謂「全體主義」,簡言之就是「全體先行於部份,全體較個人更有優越價值」,該理論雖有學術性但已被德意日拿來發展為「法西斯主義」。受日本影響,汪偽政府的御用知識分子也將「全體主義」引介到國內,他們聲稱「全體主義的民族主義」不同於「狹隘的國家主義」,不滿足於國家內部的民族共進,「東亞共榮圈」就是從「東亞民族協同共進的東亞集團意識」出發,「各愛其國,互愛其鄰,共愛東亞」。通過該理論,他們泯滅國家主權界限,將孫中山「民族主義」指導下的「大亞洲主義」放在與其「民族主義」同等的地位,甚而是「一體兩面」,將孫中山基於民族獨立平等的中日合作訴求和對日複雜態度歪曲為一部「中日友好關系史」,使中國民族利益屈於日本「東亞共榮圈」之下,最終亡國為奴。

實現孫中山對亞洲和平的願望

亞洲文化協會與汪偽政府分別利用了孫中山亞洲觀思想中的「亞洲弱小民族聯合」和「中日合作」等取向,形成了截然相反的結果,這是因為兩種取向只是孫中山亞洲觀的策略性問題而非準則性問題,只有堅持「實現中國獨立自主,爭取亞洲和平解放,支持世界共同發展」的主旨精神才能正確把握孫中山先生的亞洲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吸取近代亞洲交涉經驗,積極與亞洲國家建交合作。1953年「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主張在各自民族獨立、主權完整、尊重特性的基礎上實現「和而不同」的互利合作。1979年中日建交開始在現代民族主權國家體系中創建和平友好的平等外交關係,努力實現孫中山對亞洲和平復興的願望。

21世紀以來,隨着非西方國家新興經濟體增加和多方國家體制的建立,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治理機制和西方中心話語體系不斷受到質疑,亞洲作為非西方國家中最大集合體在世界上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中國作為亞洲最大經濟體和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理應對亞洲和世界承擔更多的責任。正如在亞信峰會、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G20中國峰會等亞洲或世界組織中提出的「亞洲新安全觀」、「亞太普惠包容發展」、「開放式的世界經濟」等理念一樣,中國正在延續孫中山先生「民族獨立、亞洲復興、世界大同」的主張,吸收中國「和」文化的傳統思想資源,致力於促進亞洲各國在包容特性基礎上的共同發展,並着力帶動亞洲國家融入世界。

(本文為台灣舉行的紀念孫中山150歲誕辰兩岸四地孫學研究青年學者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或文章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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