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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遺民復辟運動及思想:以陳寶琛為核心(2016.11)

發布日期:2016-11-24

☉文/黃嘉康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講師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事,它改變了國人對政治體制的認知,從此中國不再有皇帝與皇朝。對於一群仍忠於清室的遺民而言,辛亥革命更是對傳統道統的一大打擊,因此他們積極謀劃復辟,成為民國史上的一段插曲。在眾多遺老之中,最具影響的人物則非溥儀之帝師陳寶琛莫屬。

陳寶琛輔佐溥儀盡孤忠

陳寶琛,福建螺洲人,年青時期曾為清流派健將,與當時張之洞、寶廷、黃體芳合稱「翰林四諫」,於洋務改革、外交邊患等問題多所進言,為時人所重視。中法戰爭時期,曾任南洋會辦大臣,可惜戰爭失利,因「薦人失當」被清廷貶摘,居家閒賦二十餘年,終光緒朝不得入仕。1909年,獲時任漢軍機大臣張之洞舉薦,陳氏以六十高齡復出,獲委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成為帝師。及後陳氏更獲委任為資政院議員,參與憲政運動、籌組政黨。可以說,晚清最後三年成為陳寶琛政途由衰轉盛、最為輝煌的時光。1911年5月,陳寶琛原獲委任為山西巡撫,但因與主政之慶親王不和,任命一事被擱置。同年10 月,武昌起義爆發,不少督撫於過程中遇難。陳氏因未能封疆,反而倖免於難,轉危為安。後來更以首席帝師成為核心人物,此一時局轉變,自是他本人亦始料未及。

辛亥革命後,清室遺臣寥寥無幾。陳寶琛卻選擇以帝師身份盡其孤忠,曰:「吾起廢籍,傅沖主,不幸遘奇變,寧忍恝然遺吾君,苟全鄉里,名遺老自詭耶?」又云:「半年來日在左右,禮遇優渥,論義論情,均難恝捨」。從此自白,可知其心聲。當時陳寶琛剛復出政壇不久,受清室重用,聘為帝師,不想因政局變化而歸隱終老。況且身為帝師,與幼帝已建立起深厚情誼,有扶掖幼主之責,「論義論情」,俱不忍割捨,故決志輔佐溥儀盡其孤忠。

在溥儀的心目中,陳寶琛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在溥儀的自傳《我的前半生》,他形容陳寶琛「是最穩健的一個(遺老)。在我當時的眼中,他更是最忠實於我,最忠實於大清」,是他「唯一的智囊」。宮內大小決策,皆取決於「陳師傅」的決定。而且,在溥儀的年青時代,陳寶琛每天進宮向他教授為君治國之道。並以民國政治亂象頻生,必招致敗亡,勸溥儀努力學習,等待復辟。因此,陳氏可說是溥儀早年政治思想的塑造者,對他影響甚大。

遺老分「還宮派」和「親日派」

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後,國家政局不穩,繼而出現「府院之爭」等政治僵局。復辟派於是希望藉謀劃復辟,推翻共和政體。1917 年張勳復辟事件,便成為第一次「復國」嘗試。當時張氏以商討民國未來政局為由,召開徐州會議,會內與一眾遺老包括康有為、劉廷琛、梁鼎芬等聯絡,商研清室復辟之可能性。當時劉、梁等人成為張勳與陳寶琛的聯絡中間人。《復辟紀實》即云:「劉廷琛亦主謀復辟之中堅人物,來京時住陳寶琛宅中,一切偽諭多預其謀」。因此可以肯定陳寶琛不單對復辟一事知情,更是居中策劃者。在清室同意授權後,張勳隨即進京,並於7月1日宣布復辟。然而,此次復辟運動並未得到各界輿論支持。短短數天內,張勳的定武軍迅速潰敗,復辟運動草草收場。此次復辟失敗後,陳寶琛對復辟的態度轉趨保守和謹慎。

張勳復辟事件以後,清室的形象大幅受損。1924年10月,馮玉祥趁第二次直奉戰爭,於北京發動政變。同年11月,馮氏對清室進行「迫宮」,最終溥儀不得已遷出紫禁城。溥儀出宮以後,遺老們對清室動向開始出現了不同主張。當時遺老們主要可分為「還宮派」和「親日派」。「還宮派」以陳寶琛等老臣為首,力主取回清室優待條件,恢復帝號,還宮紫禁城。至於羅振玉等親日派,則希望借助日方支援謀求實質復辟,甚至主張溥儀應到日本留學,伺機而動。對於羅氏主張,陳寶琛極力反對,更斥將溥儀送往日本留學之舉屬「魯莽乖戾」。在極力反對之下,留學日本之事最終作罷收場。然而,陳氏的還宮夢亦未能實現。在馮玉祥倒台後,新政府對恢復清室優待條件一事反應冷淡,「還宮派」的構想終成畫餅。

在還宮計劃失敗後,遺老們便將復辟希望放在列強支援之上。當時列國勢力以日本對清室最為積極,故遺老們皆認同應加強對日關係,然而他們的交涉對象和目標卻各有不同。陳寶琛主要透過其外甥劉驤業,聯絡在華外交官芳澤謙吉和池部政次,積極拉攏日本政府,希望日方能在日租界保護溥儀人身安全。至於羅振玉則與黑龍會及關東軍有緊密聯繫,希望借軍方力量籌劃復辟。

陳寶琛強烈反對溥儀投日

在第一次渡日計劃失敗後,羅振玉仍千方百計籌謀溥儀與日方合作,離開天津渡日,或是赴大連或長春,以圖獲得更大政治空間。起初大部份遺老,包括鄭孝胥皆反對此想法,主張靜觀待變。然而,1928年前後發生的幾個重要政治事件,包括國民革命軍北伐、張作霖被殺、孫殿英盜東陵案等,令溥儀和鄭孝胥的想法開始轉變,急需尋求租界以外更強力的保護。當時鄭、羅二人與黑龍會及關東軍有緊密接觸,後者提出「以奉天為恢復之基」的構想,引起溥儀興趣。但是,當時仍具影響力的陳寶琛一直以日本政府和外交部並未表態為由,排拒關東軍的提案。直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關東軍迅速控制東北,軍方以恢復大清國號及帝號為餌,勸說溥儀及鄭孝胥、羅振玉等到東北建立新政權。起初,關東軍代表土肥原賢二與溥儀的密會,只有鄭、羅二人參與,並未知會陳寶琛。

然而消息外泄,土肥原赴津一事於翌日報紙刊載,陳氏獲訊後,隨即從北平趕回天津,對土肥原方案表示強烈反對。11月5日,溥儀召開了一次「御前會議」,決定前途去向,會上主要由陳、鄭二人發言,陳氏以「當前大局未定,輕舉妄動有損無益」仍對復辟表示反對。鄭氏則反駁陳氏想法會「錯失時機」,「不識時務,恐非持重」。最終陳氏還是從謹慎的角度考慮,「上頭出來只能成不能敗。倘若不成?更何以對得起列祖列宗 ?」最終此會議二人並無達成任何共識。但是溥儀去意已定。「御前會議」召開5日後,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溥儀與鄭氏父子經日方協助逃離天津,前往旅順。自此,溥儀與陳寶琛的親密師徒關係頓告終結。

主君與民族之間陳選後者

溥儀赴東北後,時局發展一如陳氏所料。關東軍並沒有實現對溥儀所作出的承諾,為他恢復大清帝國和帝號。當時年邁的陳寶琛,力勸溥儀爭取國體和獨立地位,兩次遠赴東北。可惜事態發展全受關東軍所控制,已非鄭孝胥等遺老所能逆轉。晚年陳寶琛仍不時與溥儀以密函互通消息,他曾信中向溥儀感嘆道:「鄙但語以作保護國之元首,不如為退位之帝王」,又勸他「戒王業之偏安,宜有綢繆之計」。不單道出溥儀作為傀儡的無奈,更是擔心其危難處境,勸他為自身早作打算。1935年4月,年邁的陳寶琛因肺炎於北平逝世,享年88歲,末代帝師復辟大清的理想最終還是未能實現。

陳寶琛在彌留之際,慨嘆自己「求為陸秀夫而不可得」,此話事實上亦道出其晚年之內心世界。民國建立後,陳氏自知「大清」已亡,但肩負帝師重責,只能以孤臣身分事君盡忠,不可為而為之,故自比為陸秀夫。在張勳復辟失敗後,他仍積極藉外國支援以保存清室,但對於復辟與民國對立,則往往採取保守態度,恐陷主君於危難之中。可惜溥儀與鄭、羅等人對復辟之心不滅,欲借助關東軍勢力建立政權。他們的舉措與陳寶琛所抱持的民族主義思想和國族認知出現重大差異。最終在主君與民族之間,陳氏選擇以歸隱而暗中進言的折衷辦法,為他晚年盡其孤忠作最後努力。亦正因如此,陳氏於歷史上保存了晚節,與附日的鄭孝胥、羅振玉二人形成強烈對比。1945 年,日本戰敗投降,作為傀儡政權的偽滿洲國亦隨之瓦解,溥儀不單失去政權,更淪為蘇俄的階下囚,後輾轉歸國,潦倒一生。此時陳寶琛、鄭孝胥二人皆已作古,未能得見清王室的下場。但陳氏的遺言「宜有綢繆之計」,保全後路的建議,卻似一語成讖,道出溥儀一生避免不了成為政權所利用的坎坷命運。(本文為台灣舉行的紀念孫中山150歲誕辰兩岸四地孫學研究青年學者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或文章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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