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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塞法治漏洞 修補社會撕裂(2017.5)

發布日期:2017-05-23

☉文/柳蘇

部份「佔中」搞手終被警方正式落案起訴,人們有理由對「正義只會遲到,但不會缺席」抱以審慎的樂觀。依法處理「佔中」和旺角暴亂違法者,意義體現在三方面:堵塞法治漏洞,遏制暴民政治,修補社會撕裂。

2017年3月27日,包括「佔中」發起人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在內的9名「佔中」搞手被警方正式落案起訴,此時離2014年12月15日「佔中」落幕,已經有兩年零八個多月。

2017年3月17日,2016年春節發生的旺角暴亂2男1女3人在區域法院被判各囚3年,成為旺角暴亂首宗被裁決暴動罪罪成及定罪的案件。此時離旺角暴亂有一年零一個多月。2017年4月10日,又有一名旺角暴亂被控參與暴動及縱火罪成的年輕人入獄四年零九個月。

司法機構是否有法必依,違法者的罪與懲是否相當,備受各界關注。由於當局明言調查和檢控仍在繼續,人們有理由對「正義只會遲到,但不會缺席」抱以審慎的樂觀。

1、「佔中」搞手罪責深重

「佔中」於2014年9月28日爆發,並由金鐘蔓延至旺角、銅鑼灣等多個「佔領區」,「佔中」搞手以「公民抗命」為幌子,以違法作為行動號召,從一開始就已走上大規模破壞法治的道路。持續79天的「佔中」,數以百萬計市民的生活生計嚴重受損,許多行業受到衝擊。激進分子衝擊政府總部,霸佔馬路,堵塞交通,策動多次暴力衝擊警方,亦曾發生衝擊立法會等暴力事件,畫面觸目驚心。這起香港回歸以來最嚴重、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違法事件,對香港造成非常嚴重的衝擊和危害。

「佔中」打開了所謂「違法達義」的潘朵拉盒子,煽動暴民政治,釋放了無法無天的暴力出來,並催化「港獨」泛濫。緊隨「佔中」發生的「鳩嗚」、「光復」、港大校委會暴力衝擊、旺角暴亂、「港獨」囂張等現象,一步一步侵蝕香港的法律尊嚴,令香港的繁榮穩定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香港一度淪為暴戾之都、動亂之都。

「佔中」搞手罪責深重,不容姑息,必須繩之以法,讓其受到法律制裁。追究違法「佔中」搞手的法律責任,是特區政府和司法機構必須履行的職責。

2、姑息「佔中」使市民對法治失信心

「佔中」落幕兩年來,當局說要嚴懲滋事分子,然而法庭卻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據律政司資料,截至2016年8月31日,共有955人因參與「佔中」行動被捕,當中起訴有216人,需承擔法律後果的只有123人,罪名成立的更只有81人。另據亞太法律協會統計,需承擔法律後果案件中,只有不足一半人被判處二日至十個月監禁,其餘都是被判罰款、社會服務令或感化令。相比英國、澳洲、新加坡等地處理違反公眾安全和秩序事件手法及判決,香港明顯趨於「輕判」。

2015年初「預約拘捕」的48名主事者,包括「佔中三丑」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時任「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另一學聯前秘書長、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以及多名反對派時任立法會議員,有的一直未因「佔中」而被起訴,有的上到法庭不是無罪釋放,就是輕判了事,變相縱容、姑息有關惡行,令「佔中」導致的「破窗效應」越來越嚴重。

3、「佔中」導致「破窗效應」

更加荒謬的是,律政司遲遲未起訴「佔中」搞手的藉口,竟然是「證據太多」,令人匪夷所思。刑事檢控最重要的就是收集證據,因為「證據太少」不足以立案大家聽得多,因為「證據太多」而無法檢控恐怕是聞所未聞,如此低級笑話不僅侮辱公眾智慧,更使「佔中」搞手有恃無恐。例如「佔中」黑手和金主黎智英竟然口出狂言,聲稱為自己未能伏法而感到慚愧,又表示不怕坐監就怕判社服令洗廁所,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社會輿論質疑,律政司拖遲辦「佔中」案是厚此薄彼,存在雙重標準,非但未能彰顯司法公義,反而更令市民對法治失去信心。

「破窗效應」(Broken windows theory)指環境中的不良現象如果被放任存在,會誘使人們仿效,甚至變本加厲。例如一幢有少許破窗的建築,如果那些窗不被修理好,可能將會有破壞者破壞更多的窗戶。「佔中」導致的「破窗效應」,是社會撕裂、法治蒙塵的根源,也是暴力抗爭及「港獨」蔓延的淵藪,不清算「佔中」之亂,不將主要搞手及金主繩之以法,「佔中」導致的「破窗效應」就無法修補。

4、七警案判決令「佔中」案無法拖延

與上述現象形成強烈對比和巨大落差的是,2017年2月17日,七位警員因為「佔中」時被暴徒侮辱挑釁而被重判入獄兩年。「七警案」的始作俑者曾健超在眾目睽睽下公開襲警辱警,本來就應被制止和嚴懲,但只換來入獄五週,負責拘捕他的七名警員不過使用了稍有爭議的武力,便招致前程盡毀,七個美好的家庭無辜受累。難怪有輿論批評,今次判決彰顯的其實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尤其荒謬的是,「佔中」禍首和四十多名搞手,至七警被重判時,仍無一人被起訴。

司法界有句名言:公義必須得到彰顯,而且是在眾人面前彰顯。七警案判決引起全城嘩聲一片,撐警團體發起的遊行示威吸引不少市民參與,群情激憤,究其原因就是當局執法雙重標準,處理案件厚此薄彼,當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法治就淪為一句空言。社會各界質疑,「佔中」主要搞事者逍遙法外,這種雙重標準對法治的損害影響深遠。各界敦促律政司、法庭同樣應嚴正依法辦事,堅決將「佔中」主要搞事者繩之以法,彰顯法治的人人平等、讓人相信香港法治的公信力。

七警被重判一個月之後,9名「佔中」搞手被警方正式落案起訴,面對最高七年的刑期。四名旺角暴亂參與者亦被重判。

9名「佔中」搞手被檢控,之所以發生於新一屆特首選舉產生的第二天,主要是律政司此前一週才向警方提出針對有關人士的「終極」法律觀點。由是觀之,這與「七警案」引起的社會公憤與輿論反彈密切相關。

5、香港司法一度嚴重政治化

「七警案」判決引發廣大市民強烈不滿,警界團體為同袍因執法而被定罪判刑感到難以接受及不平。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及香港警務督察協會等舉行大會,以燭光表達訴求,對七警遭重判事件強烈不滿。廣大市民普遍認為刑期過重,對判決表示憤憤不平。判決當日,法庭外為七警抱屈的香港市民氣憤難平,很多市民甚至失聲痛哭。

英國哲學家、大法官培根指出:「一次不公正的審判,比十次犯罪所造成的危害還要嚴重,因為犯罪不過弄髒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敗壞了水的源頭。」「七警案」判決,辱警襲警者被縱容和美化,盡忠職守的警員卻遭重判,傳遞的信息是暴力襲警毋須代價,嚴重打擊警隊士氣,動搖市民對法治的信心。因此,公眾對「七警案」判決不滿,不但絕非「藐視法庭」,而且是擔憂一次不公正的審判敗壞了香港法治的水源。

「七警案」判決亦引起輿論強烈反彈。香港有輿論指出,這已經不是一件簡單的司法案件,實質上已演化為政治事件,香港司法界相當多的一部份人,憑藉長期以來在司法系統佔據的優勢地位,以法律為工具而奉行「逢中必拒」之政治目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這個判決有政治的考量,是香港法治的倒退,圍繞「佔中」的一系列司法判決可以看出香港司法的政治化,政治或道德判斷高於法律本身。

需要指出的是,圍繞「佔中」的一系列司法判決,政治判斷才是實質,道德判斷也是為政治化判斷服務。逢中必反者被法庭美化成「為公義」甚至是「英雄」,負責維持「一國兩制」秩序的警員,在執法過程中因多種原因出現過失卻鋃鐺入獄,一生盡毀,這嚴重衝擊「一國兩制」根基。

也許是在「七警案」判決引發的社會公憤與輿論反彈之下,律政司迫於壓力,才在3月20日向警方提出針對有關人士的「終極」法律觀點,於是3月27日9名「佔中」搞手被警方正式落案起訴。也許還有其他原因,包括執法機關對「佔中」搞手,改控普通法下的「串謀公眾妨擾」、「煽惑公眾妨擾」、「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等刑事罪行,需要費時斟酌。如此等等。

6、「佔中」搞手掛羊頭賣狗肉

「佔中」搞手戴耀廷身為法律學者,當年策動「佔中」時,曾信誓旦旦表明,「公民抗命」的行動屬違法行為,參與者會自願承擔罪責。可是如今面臨檢控,戴耀廷等「佔中」搞手反咬一口,將檢控抹黑為「政治檢控」、「秋後算帳」,暗示是特首當選人林鄭月娥授意的結果,是為林鄭月娥執政清除政治障礙。這完全是無中生有、推卸罪責的指控。

「佔中」三丑面臨檢控以諸多藉口企圖走數,如以言入罪、打壓自由等,企圖抵賴罪責逃避責任,更牽強附會扯到特首選舉上。對此,《明報》3月27日的社評指出:「當年多名佔領運動核心骨幹表明,為了民主運動理想,不惜公民抗命以身試法,願意承擔法律責任,現在落案起訴,與其說是『清算』,不如說是求仁得仁,將現屆政府的作為算到候任特首頭上,邏輯更是奇怪。」

律政司發表聲明強調,警方依據其法律意見向9人展開刑事檢控程式,完全基於法律和執法考慮。律政司重申,社會不應把刑事檢控政治化,包括不應從政治角度揣測展開檢控涉及「佔領運動」者的時間。

當日「佔中」搞事者打出「公民抗命」、「違法達義」等冠冕堂皇的旗號,為自己塑造不惜以身試法爭取民主自由的假象,其實是為逃避罪責先準備「免死金牌」。

2013年3月27日,「佔中」三丑發表信念書,聲稱參與這行動的人可以有不同參與方式,包括「參與公民抗命的行為,之後會主動自首並於法庭不作抗辯」。2014年12月2日,非法「佔中」進入第66天,「佔中」三丑發表聲明稱,公民抗命是以違法方式追尋公義,「抗命者應勇於承擔法律後果」。翌日,三丑前往中區警署自首,聲稱履行尊重法治、公民抗命要承擔法律後果的承諾。

公民抗命的道德高地,來自承擔法律責任作出犧牲,但陳健民不敢承擔法律責任,只會從道德高地上滑落下來,令市民看清楚其虛偽懦弱和缺乏承擔的面目。外國公民抗命的原則,是犯法後既不逃避、也不申辯,如被捕和被起訴則坦然承認違法,並接受刑罰,藉此宣揚自己的理念。「佔中」三丑鼓吹的公民抗命,是犯法後竭力逃避,拒絕接受被控罪行,這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劣行。

為期79天的「佔中」之亂,事後約1000人被捕,但兩年多來只有200多人面對司法程序,而40多名主要搞手一直逍遙法外,現在9名搞手才開始被檢控可謂姍姍來遲。當然,遲到比不到要好,人們有理由對「正義只會遲到,但不會缺席」抱以審慎的樂觀。最終依法處理「佔中」和旺角暴亂違法者,意義體現在三方面:堵塞法治漏洞,遏制暴民政治,修補社會撕裂。

7、堵塞香港法治漏洞

首先,堵塞香港法治漏洞,防止香港「自殘」由盛轉衰。《韓非子.有度》說:「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意思是:國家不會永遠富強,也不會長久貧弱,執行法令堅決,國家就會富強;執行法令軟弱,國家就會貧弱。歷史證明,一些偉大城市的輝煌與覆滅,無不與法治的興廢有關。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正如造就羅馬的輝煌和覆滅的原因之一,是法律嚴明和法律形同虛設一樣,這也是造就香港的輝煌與可能令香港由盛轉衰的重要原因。

要慎防香港「自殘」及由盛轉衰,最重要的是堵塞香港法治漏洞。「佔中」落幕後兩年多違法行為未受到法律懲處,已經嚴重侵蝕香港的法治根基。在法律如同虛設,罪與罰嚴重失衡,犯事毋須付出成本的情況下,給予大眾一個錯誤資訊,以為作出違法行為只需付出輕微代價,令犯法者覺得有法不依都沒問題,變相鼓勵年輕一代犯法,荼毒香港未來。

「佔中」違憲違法,如今依法追究「佔中」搞手的罪責,徹底清除危害「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隱患,是從根本上堵塞法治漏洞,防止香港「自殘」由盛轉衰。

8、遏制暴民政治

「佔中」和旺角暴亂是典型的暴民政治,一些年輕人被「違法達義」、「不守法不等於不尊重法治」等似是而非概念洗腦,衝在暴民政治第一線。

法國的古斯塔夫•勒龐的(GustaveLeBon)《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歸納了暴民政治的四個特點:(1)衝動、易變和急躁。所有刺激因素都對群體有支配作用,群體不會深思熟慮;(2)群體易受暗示和輕信,把頭腦中產生的幻覺當做現實,其中有教養的人和無知的人沒有區別;(3)群體情緒的誇張與單純。群體不允許懷疑和不確定,總是走極端;(4)群體的偏執、專橫和保守。把以上四點再濃縮一下,其實就是兩點:被洗腦和受操控。

在暴民政治裹挾下,衝在違法活動一線的青年,衝動、易變和急躁,不會深思熟慮,其中有教養的人和無知的人沒有區別,他們把極端分離主義勢力的煽動當做現實,群體情緒的誇張與單純走極端,偏執、專橫和保守極易受煽動和操控。

正如旺角暴亂第四名被告的主審法官指出,案件發生在旺角鬧市,涉及社會秩序,只有嚴峻刑期,才可以對犯案者當頭棒喝;警方亦重申,絕不會容忍任何形式暴力行為,對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一定會果斷執法。警方的依法檢控和法庭的依法嚴厲判決,對曾經一度在香港蔓延的暴民政治是當頭棒喝。

9、修補社會撕裂

有份被控告的「佔中」搞手聲稱,在特首選舉翌日警方就對他們進行檢控,質疑「呢頭話和解」,方法卻是「政治清洗」。

「佔中」引發香港社會內部撕裂、分化以至相互仇視,造成社會巨大裂痕,導致「破窗效應」,暴力行徑愈演愈烈,威脅本港社會的秩序。旺角暴亂是違法「佔中」直接導致的惡劣後果。「佔中」引發違憲違法的「港獨」思潮泛起,此後變本加厲。過去兩年,作為法治典範的香港社會,朝着暴力衝突、街頭運動和「港獨」蔓延的方向越走越遠。可見,暴力和「港獨」正是造成社會撕裂的兩大原因。

香港要修補社會撕裂,推動不同立場的各界別團結和諧,離不開的前提和基礎,就是不能抵觸「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依法遏制暴力和「港獨」,堅定維護法治,才能修補社會撕裂。如果對「佔中」搞手網開一面,就等同縱容暴力違法,姑息「港獨」興風作浪,不僅對修補社會撕裂毫無助益,反而製造不公不義,助長挑釁法治、管治的氣焰,令社會更加撕裂。因此依法追究「佔中」搞手的罪責,才能從根本上修補撕裂、促進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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