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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藝術探索開拓電影市場空間(2017.5)

發布日期:2017-05-25

 

 


──與蕭永亮教授對話馮小剛的《我不是潘金蓮》()

 

☉文/莫利亞 鏡報紐約分社社長

☉圖/龔文謨 新華社簽約攝影師

 

在春暖花開的3月中旬,香港文化中心舉行第11屆亞洲電影大獎新聞發布會,會上宣布:馮小剛導演的作品《我不是潘金蓮》獲最佳電影獎,范冰冰獲最佳女主角獎。此前,該電影還榮獲了第41屆多倫多國際電影節、第64屆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第12屆瑞士蘇黎世電影節、第53屆台灣電影節金馬獎國際專業獎項的認可。其中,編劇劉震雲、導演馮小剛、主演范冰冰、攝影羅攀、音樂杜薇都分別獲獎。該影片在以上各項評獎中均斬獲最佳影片獎,在內地的票房卻不盡人意僅為4.8億元。

 

導演馮小剛試圖在《我不是潘金蓮》影片中,以圓形畫幅的藝術創新形式,展現劉震雲同名小說中的荒誕故事和深刻寓意,用平淡的電影敘事來折射赤祼祼的生活現實。

 

318日家人給馮小剛做60歲生日。他說人到60正芳華,平生最愛電影、女人、餃子。《我不是潘金蓮》是馮小剛獨樹一幟的創作博弈的成功與結果嗎?本期專訪就該片的藝術手法和故事寓意,請蕭永亮教授剖析解讀。

 

用影視語言做深刻社會調查

 

莫利亞:《我不是潘金蓮》參加許多國際電影節都獲獎,馮小剛和范冰冰可說是實至名歸嗎?其實我也是范冰冰的粉絲。

 

蕭永亮:《我不是潘金蓮》是馮小剛和范冰冰繼《手機》(2003年)之後的再度合作。馮小剛獲台灣金馬獎最佳導演,范冰冰憑着該部電影拿下聖塞巴斯蒂安和亞洲兩個影后,影片也多次獲得最佳影片獎,這麼多國際評委對該片都高度讚賞,導演和主角的確都可謂實至名歸。

 

馮小剛自從1997年執導首部賀歲片《甲方乙方》以來,執導了許多膾炙人口的黑色幽默的成功商業影片,如:《不見不散》( 1998 )、《手機》(2003)、《天下無賊》(2004)、《集結號》(2009)等。范冰冰自1998年出道主演《還珠格格》一舉成名,與馮導再度合作扮演李雪蓮這一角色對於她極富挑戰。另外,劉震雲與馮小剛導演也有三度合作,包括《一地雞毛》(1993)、《手機》(2003)和《我不是潘金蓮》(2016)

 

莫:《我》是一部怎樣的好劇本?馮小剛如何從虛構小說中通過精心的敍事安排,增添故事的韻味和寓意?您認為他把控巧妙,拿捏得法嗎?

 

蕭:《我不是潘金蓮》由劉震雲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基本忠實原著。原著的確是一部深刻反映現實社會的上乘作品。該小說虛構了一個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農村婦女,因逃避計劃生育和多分一套房而與丈夫假離婚,出乎意料被丈夫假戲真做,因此義憤填膺要討回公道,反遭丈夫辱罵為「潘金蓮」,從此為證明「我不是潘金蓮」而展開的一系列荒誕故事和奇葩人物,將整個官場捲入其中。

 

小說《我》用一個虛構的近似荒誕的故事,卻讓人讀起來感到真實可信,一樁家庭糾紛案,變成了一場打不完的不成立的官司。《我》的荒誕之處在於李雪蓮自己串通前夫作假,合法離婚後又不接受既成事實,因想報復前夫而起殺人之心,力不從心教唆他人犯罪未遂,轉而訴諸法庭,法庭依法判決李雪蓮敗訴,本應就此了結,李雪蓮卻毫無法理地層層上告上訪達二十多年;被告名單級級擴大,牽連法官、庭長、縣長、市長;每年耗費大量人力、物力、政府資源,去攔截一個農村婦女以毫不值得認可的理由赴京上訪,勞民傷財;甚至受牽連的庭長、縣長、市長一串官員被無辜撒職。

 

莫:這則寓言故事給我們揭示了什麼?

 

蕭:很顯然,它想說明中國雖然是個法律非常健全的國家,但現實社會還是情大於法、權大於法。作為一個處於社會最底層的農村婦女,她是弱勢群體中的最弱者,她的任何不法行為都在情理之中;同時處於最底層也無所謂再低,無所畏懼敢把皇帝拉下馬,因而引起一連串意料之外的荒誕事件。幾乎是法盲的李雪蓮無意中發現,自己的無理取鬧只要能鬧到最大長官手裏,無論自己有無法理,長官一發話就能起到她想鬧事的結果。最終,她個人要討所謂公道的訴求至死也無法完結,卻達到了鬧得官場雞犬不寧的報復社會的目的。而這麼荒誕的邏輯之所以成立,原因恐怕是社會心理狀態和國民素養問題。在缺乏信仰的社會,是不可能有同一價值認同的,社會成員總是站在各自的立場去判斷是非,加上中國當時還處於一個由講人情和官本位的價值體系向法治社會過渡的微妙時期,《我》的故事不但完全能被觀眾接受,甚至已經覺得漠然。

 

馮導完全尊重原著的思想脈絡,成功地用畫面再現了作品的深刻寓意,演繹了「一粒芝麻」如何變成了「一顆西瓜」,「一隻螞蟻」如何變為「一頭大象」。原本是螞蟻般的人物,一件芝麻大的家庭糾紛事件,結果沒能「防微杜漸」就使得「千里之堤,毀於蟻穴」,造成「因小失大」的嚴重後果。有些官員無法做到「萬無一失」,故而「一失萬無」。

 

電影充分運用畫面敘事語言的節奏氣氛,將敘事文本巧妙地轉化為影像情節,留下深刻的故事聯想和隱喻思考。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導演馮小剛似乎在用影視語言完成社會調查報告,我們的現實生活中還有多少素質如此的法盲,身居卑微的小民女也能鬧出天大的動靜來,政府有多麼無奈,官員有多麼無能,整個官僚體系效率多麼低下,在弱到不能再弱的農村婦女面前,都顯得軟弱無能,如果政府官員以權謀私貪污腐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我》劇的製片人周茂非為北京市文化產業投資政府機構的主管,馮小剛的反映現責問題的拿捏手法,一定是相當到位,在某種程度上表達了政府刮骨療毒的意識。

 

馮導為電影市場化轉型樹旗

 

莫:范冰冰為什麼贏得《我》片的最佳女主角?她為何在演藝生涯中牢牢坐上受人追捧的寶座?她說,我是劉雪華發現了我,因為她的提攜步入了影藝圈。她與馮小剛的合作對她有何影響呢?她的優勢在於顏值還是真誠付出?

 

蕭:莫社長不僅問題提得好,而且還給出了答案,我藉機發揮一下。一個成功的電影明星,應當是集自身先天條件、機遇和個人努力與一體。說到底,還是自己。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演員的顏值、身材是天生的,興趣和表演才華也是天賦的。機遇看似偶然,其實早已由自在基因所決定。無論是劉雪華的發現,還是馮小剛的推出,或是其他有眼光的圈內人提攜,都要靠自身最基本的條件,天人合一方得自然。當然,機遇的捕獲對於明星的成長十分關鍵,否則可能埋沒終身。有了機遇還要看自身是否足夠努力,是否保持明星夢想和不懈追求,否則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有了成就,更應該戒驕戒躁,還要學會把握時機,全身而退,正所謂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范冰冰在這部戲裏,面對馮小剛賦予她的挑戰和二度拔高,還是很拼的,她在戲中將一個倔強的農村婦女那種帶一點愚昧天然的秉性,表演得唯妙唯肖,充分展現了自身的表演功底和自然之美,應當獲得大大的點讚。

 

莫:馮小剛一路走來的藝術軌跡您如何解讀?他的藝術風格的亮點如何點評?他的影片在當下複雜的中國電影產業發展態勢中,在市場化轉型過程中為甚麼博得大家認可?

 

蕭:馮小剛是一位成功的商業片導演,是一位能設身處地為滿足平民百姓精神需求而創作的電影人,是一位具有獨特洞察力和幽默感的藝術家。他開創的「賀歲片」電影類型成為中國商業電影的獨特品牌。他的作品關注現實,貼近民眾,抓住大眾娛樂主流,講述小人物的故事,調侃戲謔,嬉笑怒罵,堅守本土,保持傳統,用藝術探索開拓電影市場空間,用商業積累完善藝術創作條件,不斷達到新的起點。馮小剛導演為中國電影市場化轉型樹立了一面光輝的旗幟。

 

《我不是潘金蓮》是馮小剛導演又一次創舉之作。也許是將劉震雲的文學劇本轉化為動態影像,無須太多內容和敘事改編;作者和導演之間的合作早已輕車熟路,沒有太大的挑戰性。固然畫面形式上的創新或許能更加提神。

 

《我》劇採用了全新的圓形畫面構圖呈現,讓人一開始感到不適應,慢慢習慣品味,能得到一種復古丹青藝術的感受,增強了主觀鏡頭電影導演的主觀性,鏡頭本身就帶有別具一格的意蘊,為電影平淡的故事、平民的生活、平和的場景,增添了美感元素,聚焦了感官體驗,使平鋪直敘的生活慢節奏成為一幅幅水墨丹青畫卷,適合娓娓道來慢慢觀賞。

 

當電影產業不斷走向數字化立體化的前沿,李安導演《比利.林恩的中場休息》採用了獨特的高清4K、高速每秒120幀和3D立體等超前技術;張藝謀導演《長城》採用了好萊塢視覺效果頂級團隊,都是為了從高科技找到電影藝術表現的創新突破點。馮小剛導演卻另闢蹊徑,從畫面構圖上進行藝術創新。所有藝術創新都可能引發爭議, 或需要時間來實驗適應改進。畫面形狀改觀的背後,其實也牽扯到大量技術設計,攝影、剪輯等都需要全新手法。影片《我》的設計就刻意用幾種不同的畫幅來隱喻不同的場景氣氛,或許圓鏡頭畫面是主演范冰冰的專屬畫面,能更突出她的扮演技能;其實對演員的表演水準之要求則相應提高了。

 

中國電影在多樣化中成長豐富

 

莫:評到馮小剛,自然會與張藝謀相提並論。他倆的藝術軌跡和風格如何辨別?各自給中國電影文化產生的影響如何?

 

蕭:馮小剛與張藝謀在當代中國電影發展進程中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透過他們各自的藝術風格和實踐探索,影響了改革開放以來內地電影產業的壯大,培養了一批電影人,發現了不少明星並促進他們成長成名。兩位導演的相同之處,就是從小人物的視角和平民的生活來反映社會問題,喚醒民眾意識,引發深度思考,他們這一代人多多少少總是帶一點社會責任感。在藝術探索方面,馮小剛以平易通俗幽默娛樂為主,有很強的商業意識,從現代流行筆法轉型傳統畫風;而張藝謀以色彩飽滿的獨特風格,帶着濃厚的鄉土氣息展示民族風情,逐漸借用前沿科技手段去追求更完美的視覺效果。如果說馮小剛力求藝術上的扁平化和通俗化以求得商業利益的最大化;那麼張藝謀則講究視覺上的立體感,表達豐滿的人物情感。中國電影也就是在這樣多種多樣的文化特色磕磕碰碰中,搖搖擺擺地成長起來,不斷成長豐富壯大。

 

莫:在《鏡報》4月號我們對話張藝謀導演的《長城》,談到中美電影文化的異同,這次評馮小剛導演的《我不是潘金蓮》,也請您繼續談談自己的看法。

 

蕭:美國有很多影片都是體現個人英雄主義,個人尋求公平正義,並與法律和政府抗爭的影片不少,例如《末日狂花》(Thelma and Louise, 1991),《第一滴血》(First Blood,1982)等,其實《我不是潘金蓮》和他們都是同一類片子。但是在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往往沒有太多的比較性。美國社會強調民主,有價值觀和信仰規範,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成為共識,大家都有守法意識,法庭判決後就必須執行,求助於行政干預是不可能的。中國司法並不獨立於行政管理之外,民眾還是認為權大於法,因此法院判定完畢,李雪蓮非但不意識到自己的假離婚是違法行為,欺騙政府是犯罪行為,這其實也不是電影中的虛構個例。這些人為了買房貸款鑽法律的空子恐怕不在少數,當然也就會出現假戲真做的情況。中國現在大力提倡依法治國,如果能杜絕權大於法的現象,一切依法辦事,產生的糾紛依法判決或上訴,就不會有上訪事件。馮小剛導演的這部電影《我不是潘金蓮》也許能觸發決策層思考,看到現實社會存在問題的部份原因並拿出改進措施。

 

201745日於紐約春暉室

 

 

 

 

【小資料】 蕭永亮簡介

蕭永亮教授是數字創意產業領域專家,廣泛涉獵計算機可視化、影視特效、三維動畫、虛擬/增強現實、數字藝術和影視語言,經常在多國部長高端論壇的講台上授課。蕭博士畢業於文革後第一批面向全國招生的北京師範大學,獲理科學士學位後在高校任教五年,又以全額獎學金考取美國路易維爾大學教育學院,獲高等教育管理文學碩士,繼而轉入該校研究生院攻讀計算機量子化學博士,計算機新算法的研究成果和應用軟件轉化,有六篇學術論文於畢業前在ACMIEEE J.PhyChem ComputChem等前沿學術期刊上發表。經過在史丹福分子研究所、肯塔基大學數學系和西奈山醫學院不同學科領域的博士後工作歷練後,蕭博士華麗轉身被禮聘到美國新聞集團福克斯影業藍天公司,擔任技術高管數字創意總監,主要負責創意設計和數字化製作軟硬件技術。蕭博士獲聘到美國紐約大學Tisch藝術學院工作5年之後,為創建中國全新的數字媒體學科而義無反顧回到母校北師大,潛心十幾年完成了整個學科體系建設的重要使命,培養了大批戰略性新興學科的骨幹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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