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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回歸20周年論壇看香港(2017.6)

發布日期:2017-06-26

☉文/柳蘇

臨近香港回歸20周年,香港與內地有多場大型論壇,探討「一國兩制」及《基本法》在港推行20年的成效。論壇眾多專家學者強調,「港獨」逾越「一國兩制」底線,抨擊反對派妖魔化中國的歪風,指出未來五年十年都不適合重啟政改,主張應就23條盡快立法,批評劍指中聯辦、與中聯辦「切割」的錯誤觀點。有關意見精闢到位,值得參考。

一、香江智滙主席吳歷山敏銳解讀論壇訊息

香港回歸20周年前夕舉辦的多場大型論壇,影響較大的有:4月21日,由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主辦的「香港回歸20周年法政論壇」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4月22日,「紀念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研討會」由北京大學主辦,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和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承辦;4月28日,由紫荊雜誌社等共同主辦的「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研討會在香港舉行。4月29日,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在香港九龍舉辦主題為「恪守一國,慎行兩制」的研討會;4月30日,「一國兩制青年論壇成立典禮暨回歸20周年研討會」在香港理工大學舉辦。

香江智滙主席吳歷山在5月6日的《信報》發表題為《由論壇訊息解讀治港政策》的文章認為:「連日來多場有關回歸20周年及『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論壇上,幾位法學專家先後發表不少講話,火力頗猛,造成一定震動,這是否意味着中央治港政策有變,值得留意。」文章又認為:「對『一國兩制』只講初心,不講實踐和深化發展是不夠的。」吳歷山的見解既敏銳又有獨到之處。

二、「港獨」逾越「一國兩制」底線

各個論壇上內地法律專家發言不乏火氣,尤其對「港獨」囂張及「港獨」勢力進入香港建制,更是態度強硬而嚴厲。眾多發言者中,曾經是清華大學法律學者、現任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言詞最犀利,他斥「『港獨』主張進入建制和學校,令國家感到寒心」,明言兩制的前提是滿足一國的要求,但當兩制成為一國的障礙和阻力,甚至利用兩制鬧獨立,令國家感覺不再安全,任何國家都無法繼續兩制的安排。

以上並非只是王振民一個人的看法,多位法律專家亦有類似意見,他們為「一國兩制」劃紅線,明確指出「港獨」觸碰了「一國兩制」紅線。

香港中聯辦法律部副部長劉春華批評,香港近年有少數人鼓吹「港獨」思潮,妄圖將香港從偉大祖國分離出去,明顯逾越了「一國兩制」的底線,絕不能容忍。

北大法學院教授陳端洪質疑那些活躍於「佔中」、主張「港獨」的人,直言他們沒有資格提出有關主張,並應被驅逐出境。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強調香港回歸已成事實,只能選擇「一國兩制」或「一國一制」,強調香港沒有可能不在一國之內。

香港近年「港獨」勢力迅速蔓延,亂象頻生,2014年爆發違法佔領行動後,2016年春節又發生旺角暴亂事件,以及新一屆立法會宣誓辱華播獨風波,迫使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動就《基本法》第104條釋法「消獨」。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去年底接受《紫荊》雜誌專訪,強調「一國兩制」下沒有「港獨」的任何空間,「港獨」和「自決」挑戰香港法治底線,危害香港社會繁榮穩定,而且嚴重衝擊了「一國兩制」的原則底線,這不單是特區事務,亦是中央管理的事務,任其發展就是失職失責。

今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京出席港澳全國政協委員聯組會議時強調,「一國兩制」的底線是不能踐踏的。他希望香港進一步加強對「一國兩制」、基本法的宣傳教育,讓香港社會明白不只是「港獨」這個紅線不能碰,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威、利用港澳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活動,都是不能破的底線。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今年3月5日發表政府工作報告,針對近年「港獨」、本土思潮冒起,李克強以8個字表述:「『港獨』 是沒有出路的。」中央將「港獨」問題首次提升至國家工作層面,顯示中央向「港獨」響警號,強烈呼籲香港各界再接再厲反「港獨」。

2016年12月23日,特首梁振英任內最後一次述職,習近平主席在五分鐘的開場白中兩次提到「遏制『港獨』」。習近平充分肯定梁振英和特區政府的工作,特別讚揚梁振英和特區政府依法「遏制『港獨』」及處置街頭暴力活動,嚴格按照基本法、人大釋法及香港法律辦事,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了香港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從習近平和李克強的論述中,可以看到依法「遏制『港獨』」,是中央對香港的重要要求,也是檢驗下任特首和政府的重要標尺。下任特首和政府遏制「港獨」任重道遠,絕無和稀泥與模棱兩可的空間。正如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指出,近期社會有聲音稱要提出「大和解」,但一定要跟從法治,絕不能向「港獨」和暴力行為妥協,國家的主權及治權絕不可以出賣。

三、全世界辱罵中國最厲害在香港

王振民希望香港人能嘗試理解國家的邏輯、國家的制度,亦要有起碼尊重,直言「全世界辱罵中國制度最厲害,不在美國、歐洲,恰恰在香港」。

香港反對派對國家的抹黑,除了拾西方反華勢力的唾餘外,還無視國家對香港的巨大支持,竟然誣指國家在香港推行「殖民管治」,為的是要「榨取香港人利益」;對香港經濟復甦作出巨大貢獻的「個人遊」,被反對派誣衊為「染紅香港」,要叫停「個人遊」,亮出「中國人滾回中國去」的牌子;反對派發起所謂「反對香港被規劃行動」,新界東北發展計劃被扣上「割地賣港」、「富豪雙非城」、「深圳後花園」、「香港被規劃」等大帽子。

反對派從來沒有停過阻止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融合,凡是有關兩地融合的政策和措施,反對派必定設法出來阻撓。從陳方安生提出「小心邊界模糊」,到反對派造謠指高鐵是「中共希望藉高鐵來統戰香港」和「加速香港內地化」,再到《蘋果日報》聳人聽聞稱粵港澳大灣區「更會加快『一國兩制』的消亡」,都暴露反對派抗拒融合的頑固心態。今年中央送香港兩項大禮: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和河套港深創新科技園。但反對派也盲目反對,竭盡妖魔化之能事,無視國家的厚愛和善意,把好事當成壞事。

反對派掀起妖魔化國家的風潮,誤導不少年輕一代認識的國家,似乎就是「六四」、李旺陽、毒奶粉、貪腐等,反對派使「中國」二字變成了一個髒字眼,讓香港新一代似乎視「中國」為洪水猛獸。「中國」變成了一個被痛苦政治所綁架的符號,成為一個不斷被妖魔化的名詞。

相當長一個時期以來,西方反華勢力妖魔化中國的各種論調絡繹不絕,包括「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中國不確定論」、「中國責任論」等相繼出籠。但西方反華勢力妖魔化中國的各種濫調,都是以破產告終。中國逐漸發展壯大,並且顯示出一個大國負責任的姿態,這給西方國家以極大的震撼。

反對派妖魔化國家為「去中國化」造勢,其底牌是謀求「港獨」,這已經嚴重觸及「一國兩制」底線。必須揭露反對派妖魔化國家為「去中國化」造勢的危害性,揭露其對抗「一國兩制」,分化香港社會,挑動兩地對立和仇視,破壞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讓更多市民看清反對派的險惡用心。

四、未來五年十年都不適合重啟政改

王振民在北京出席一個論壇時明言,未來5年、10年並非重啟政改的合適時機,認為社會應先集中處理經濟和民生議題,否則有可能如中東國家一樣出現內戰、內亂。

行政長官梁振英同日在港接受電台訪問時直言,以收回人大8.31決定作為重啟政改的起點是不切實際,並指政改其中一個條件是要瞭解中央底線。

出席同一論壇的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則認為,不處理政改不等於「天下太平」,若不解決普選問題,政改爭議仍然會是政府改善管治的重要障礙。

曾鈺成的出發點也許是好的,但反對派現在鼓吹重啟政改卻用心險惡:一是賊喊捉賊,企圖推翻人大「8.31」決定,推卸扼殺香港普選的歷史責任;二是企圖進一步撕裂社會,令香港陷於政制爭拗不能自拔;三是妄圖令香港重蹈中東內亂和動盪的覆轍,讓外部勢力的政治代理人在亂中奪權。

反對派否決特首普選方案,令中央、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為香港普選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付諸東流,顯然,現在和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找不到任何重啟政改的理由。反對派現在又來鼓吹重啟政改,要改變人大「8.31」決定,其目的不外是要推卸責任,挑起政治爭拗。

一些國家如埃及、突尼斯、利比亞、泰國和烏克蘭,就因照搬西方的普選模式,造成國內紛爭不斷,社會矛盾加劇,經濟瀕臨崩潰。美國也高度介入香港普選問題,2015年反對派否決政改方案、2017年特首選舉,美國亦高度介入和干預,目的亦是要阻止香港民主在基本法軌道上發展,並將美國支持的政治代理人送上權力位置。正如王振民指出:「中東一些國家搞普選,結果造成了內亂、產生大量難民,難道希望香港也這樣嗎?」

長期以來香港政改的爭拗一直沒有間斷,耗費了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太多時間精力和社會資源,損害香港的經濟發展,導致香港與鄰近地區如新加坡的差距越來越大。目前急需解決大量經濟民生問題,廣大市民都期望社會能夠擺脫政爭的泥沼,聚焦於經濟民生之上,重回發展正軌,重拾競爭力。

五、香港應就《基本法》23條盡快立法

在各個論壇上,多位法律界人士及學者都贊成香港要盡快就《基本法》23條立法。

香港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漢清指出,全世界國家都有為國家安全立法,這是主權基礎最基本的條件,也是法律保障。他舉例道,如果提出「港獨」的行為卻沒有後果,其實也是藐視法治;他再舉例,「香港民族黨」本是非法組織,提出推翻國家主權及搞「港獨」,質疑香港執法部門卻沒有就此提出檢控;他慨嘆香港就國家安全立法「十畫沒有一撇」,希望本港可珍惜「一國兩制」就此給予的空間。

深圳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鄒平學明言,香港應該就《基本法》23條盡快立法,他坦言分裂及顛覆行為,會為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帶來衝擊,形成很大的威脅。香港要重視本身保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絕對不可迴避。他進一步指出,香港要就此抓住機會,凝聚社會共識,創造立法條件。他指出就國家安全立法,在香港不僅是法律問題,主要還是政治問題,無可避免會引發較大的爭議。

港澳辦法律司副司長奚俊堅指出,面對「港獨」思潮和激進勢力的冒起,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缺位,如何切實維護好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必須正視的問題。

的確,《基本法》23條不能無限期、無條件地擱置下去。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特區對國家一項基本憲制責任。將國家安全立法無限期、無條件地拖下去,不是一個負責任政府的做法。近年來香港內亂不止,治絲益棼,香港社會治理的「撥亂反正」,也應當從落實23條立法開始。

六、假使沒有中聯辦,特首什麼事情也幹不了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牽頭成立的智庫「香港願景」,建議由中央政府委派「行政長官政治顧問」,每逢遇上涉及中央管理範圍、或中央和特區關係的事務時,特首在作出決定之前,需要通過「政治顧問」向中央請示,避免由中央駐港機構介入云云。打鑼聽聲說話聽音,如此劍指中聯辦,用意難免令人質疑。

在特首選舉中,林鄭月娥被問到會否向中聯辦說「不」,林鄭反問為何要向中聯辦說「不」。鄭月娥的競選辦主任則稱:「從來都無同佢哋(中聯辦)合作,無得切唔切割」,「一票一票都係我哋爭取返嚟,唔係佢哋(中聯辦)送張票畀我」。事實上,要求林鄭向中聯辦說「不」荒謬無理,因為中聯辦代表中央在香港貫徹落實基本法,要林鄭向中聯辦說「不」,是對憲制的漠視和挑戰。

針對劍指中聯辦、與中聯辦「切割」的錯誤觀點,有份出席北大研討會的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明言:「我敢說,假使明天沒有中聯辦在香港的話,我看特首和特區政府什麼事情也幹不了。」劉迺強又稱若無中聯辦拉票,林鄭月娥靠自己無法取得777票當選。

中聯辦是基於主權原則由中央政府派駐香港、代表中央在香港執行《基本法》的最高機構,具有崇高的憲制地位,其職責並非只僅僅專注內地省市官員來港的事務。

港英年代出任港督的正、副政治顧問(Political Adviser to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一般是來自英國外交部或MI6(軍情六處),特務性質明顯。有人所謂增設特首政治顧問的建議,難免令人聯想到政治顧問的特務身份,中央落實「一國兩制」一向光明正大,難道中央政府會委派這樣的政治顧問來港嗎?

在公民黨的黨員中,有一個人就叫做John Shannon(孫能賢),此人在公民黨內一直都對公眾低調,但原來他就是末屆港督彭定康的副政治顧問。輿論曾質疑,若公民黨明知孫能賢的敏感背景,仍讓他入黨,便反映公民黨的政治智慧有問題。曾鈺成被一些人譽為城中最有智慧的人,怎麼能提出增設特首政治顧問以避免中央駐港機構干預香港事務的荒謬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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