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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佐洱:相信「一國兩制」長命百歲(2017.7)

發布日期:2017-07-27

 


 

陳佐洱說,自己親歷的中英談判只是「長江」中的一個浪頭,回歸後的香港,正以一浪高過一浪的氣派奔騰向前,奔向波瀾壯闊的大洋大海。

 

☉文/書同

 

「我這輩子,直到離開這世界,都會與香港有不解之緣。」陳佐洱坦言,自己的後半生和香港緊密聯繫、無法分開。

 

「半路出家」的外交官

 

陳佐洱是親歷中英談判最後1208天的內地資深港澳事務官員,這位在中英交接香港過程中作出重要貢獻的外交官常稱自己是「半路出家」。

 

陳佐洱家族是上海的名門望族,父親陳汝惠是著名高等教育家、愛國作家,伯父陳伯吹是被譽為「中國安徒生」的著名兒童文學家。陳汝惠家一門三傑,除長子陳佐洱外,次子陳佐沂是浙江大學教授,三子陳佐湟是蜚聲海內外的指揮家,曾任國家大劇院藝術總監。

 

成長於書香門第,陳佐洱在從政之前曾是位地地道道的文人。1964年,陳佐洱畢業於福建師範學院外語系,先後任職中學教師、《福建青年》雜誌社和中國新聞社的記者、編輯。

 

1955年起,陳佐洱就開始從事業餘文學寫作及翻譯,「文革」結束後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1984年,陳佐洱任職中新社福建分社社長,期間還與《鏡報》老社長、着名僑領徐四民先生結下篤深友誼。

 

19879月,陳佐洱作為中新社代表,奉命接待首次進入大陸公開採訪的兩位台灣《自立晚報》記者。在機場迎接時一句脫口而出的「等了你們38年」,成為了見證歷史時刻的最佳註腳。這句話不僅是第二天各大媒體的新聞標題,更得到了鄧小平的肯定。也正是從那場成全兩岸新聞界交流的破冰之旅起,陳佐洱逐漸開啟了「半路出家」的「外交」生涯。

 

1988年,陳佐洱調往國務院港澳辦工作,負責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處有關事務,成為香港回歸祖國大業中的一份子。19943月,陳佐洱奉命前往香港出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奔赴一段重要歷史的前哨——這位「哨兵」的崗,一站就是4年。

 

2012年,時任全國政協常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的陳佐洱將在香港工作4年的經歷寫成回憶錄,出版了傳記文學《交接香港:親歷中英談判最後1208天》(繁體字版《我親歷的香港回歸談判》、英文版《The Last 1208 Days and Nights》)。原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評價此書為「一部優秀的、可讀性和史料性都很強的報告文學」,並稱讚陳佐洱「以生動的筆墨和第一手的材料刻畫了那個我們共同戰鬥過的驚心動魄的年代」。出版不久,即有內地十餘家報刊連載、轉載,電台電視台改編成廣播劇、紀錄片。

 

在這本書中,陳佐洱將因工作需要充任外交官視為「半路出家」,而把能親身參與、見證港澳回歸視為一生莫大的榮幸。

 

愛講故事的陳晚楓

 

成長於福建廈門的陳佐洱常用筆名陳晚楓。也許是熱愛文學的緣故,這位陳晚楓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經常通過講故事來表達觀點,香港傳媒亦評論其談判風格「強硬但講道理」。

 

在與筆者談論「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時,陳佐洱講了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

 

1995年,美國《財富》雜誌一篇題為《香港之死》的封面文章引起輿論軒然大波。回歸前夕,陳佐洱和時任美國駐香港副總領事史萊克就此有過一次交談,後者認為「一國兩制」在香港是行不通的,並擔心香港「要完了」。陳佐洱當即反問,美國能不能拿出一到兩個州來實行和資本主義不同的制度,社會主義也好、封建主義也好,史萊克無奈表示:「這個做不到。」

 

陳佐洱接着說:「『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創新。在一個國家施行兩種不同的制度,那是沒有任何一個執政的共產黨做過的。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有這樣的氣魄和自信,而且一定能夠說到做到,請拭目以待。」

 

到了1999年澳門回歸時,身為全國人大澳門特區籌委會委員的陳佐洱與赴澳出席慶祝儀式的美國國務院代表史萊克又見面了。陳問史萊克:「你覺得『一國兩制「實現了嗎?」後者連連答道:「實現了,實現了。」不久後,《財富》雜誌又出版專刊,承認當初錯誤估計了形勢。

 

回憶香港回歸以來的20年,陳佐洱表示,類似上述曲解「一國兩制」的例子還有很多,在談「一國兩制」時應注意區分誰是「真李逵」、誰是「假李鬼」。

 

愛講故事的陳佐洱也曾因一個形象的比喻——「車毀人亡論」而遭到傳媒圍攻。1995年,陳佐洱指出彭定康大幅增加社會福利支出是為「掏空」回歸後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儲備,並形象地批評這位「末代港督」是「在崎嶇道路上開賽車」,有「車毀人亡」的風險。

 

此語一出,彭定康便「赤膊上陣」,組織一眾傳媒痛罵陳佐洱,一星期內就發表了逾千篇批評文章。

 

陳佐洱有一次打車回辦公室,司機從後視鏡中認出了他,並激動地說:「陳代表,你說得好!英國佬想在走之前把錢花光,你可要為香港『看住這筆數』呀。我們信你!」在那段輿論幾乎使人窒息的時間裏,這位普通香港的士司機的鼓勵使陳佐洱感動至今。

 

除了這位的士司機,還有一位酒店迎賓員讓陳佐洱「最能感到溫馨」。2011年,已從港澳辦調往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的陳佐洱赴港出席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活動。陳佐洱在下榻的酒店門口遇到一位五十歲上下的迎賓員,後者送給他一張卡片,上面寫着陳佐洱在2008年全國「兩會」時的語錄:「長江後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

 

陳佐洱告訴筆者,這張卡片一直保存在家中,因為它「比一個勳章對我來說都珍貴」。講完自己與這兩位素不相識的香港普通市民的故事,陳佐洱感嘆道:「香港有這樣的市民,我們對香港就有信心!」

 

「苦難輝煌」的新長征

 

談起「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和光明未來,陳佐洱將之形容為又一次「苦難輝煌」的新長征。作為這一「新長征」之路的親歷者,陳佐洱感慨道,「一國兩制」是用和平方式解決香港回歸祖國的最佳辦法,也是回歸後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最好制度安排,是國家治理史無前例的創舉,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紀念香港特區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上發表講話時稱:「世界銀行發布的資料顯示,香港在政治穩定、政府效能、規管品質、社會法治、貪腐控制、公民表達及問責等方面的指標,都遠遠高於回歸前。」陳佐洱認為,這些成功是整個中國香港的成功,更是屬於每一個香港市民的成功。

 

與此同時,中央也一直關注着香港在實踐「一國兩制」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探索推進「一國兩制」實踐、適應發展變化的治港良策,取得了許多規律性認識與有益經驗

 

2004年,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在《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裡首次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定為「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面臨的嶄新課題」。到了2007年,中共十七大報告把上述提法上升為「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黨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面臨的重大課題」。2012年,中共十八大報告中的相應表述變為「中央政府對香港、澳門實行的各項方針政策,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陳佐洱表示,從「嶄新」到「重大」,到在過去常說的一句話前面增加一句,並點出根本宗旨,意義重大,體現了中共對治理港澳理論和實踐認識的不斷豐富和深化。

 

陳佐洱認為,鄧小平當年提出的「五十年不變」治港目標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治國理政思想有着深刻的思想傳承和理論銜接,且其歷史進程和時間節點高度吻合。「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是構築中國夢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把「五十年不變」和「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聯繫在一起,可以得出結論:「一國兩制」只能成功,不能失敗。陳佐洱相信「一國兩制」長命百歲,什麼「2047年後『一國兩制』治港方針要變」完全是「港獨」分子為鬧「獨立公投」無中生有出來的偽命題。

 

作為長期身處一線的港澳事務工作者,陳佐洱在充分肯定香港20年來在「一國兩制」方針指引下取得巨大進步的同時,也清醒地看到一些深層次的問題正在逐步顯露出來。

 

陳佐洱說,與左鄰右舍相比,不能不承認香港是落後了。同樣受到土地面積制約而且周邊環境大不如香港的新加坡,2001GDP僅為香港的一半,2010年卻超越了香港,近三年人均GDP更上升到5.5萬美元,而香港仍在4.2萬美元徘徊。若將香港與澳門、深圳相比,則更乏善可陳。

 

說到這裡,陳佐洱用手敲着桌子說:「要承認落後是痛苦的,不承認或者文過飾非是對祖國和特區700萬市民不負責任,假如連痛定思痛的勇氣都沒有,如何能夠期待發憤圖強,急起直追呢?」

 

陳佐洱坦言,為了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現在需要「補課」。他認為,香港特區成立後,一些重要領域沒有處理好在整個國家大格局中的良性互動發展,不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國化的問題嚴重,損害了香港的核心價值。這種背離歷史本質、悖逆「一國兩制」的怪象,造成了香港巨大的內耗和內傷。

 

「歲月蹉跎,香港不能自廢武功呀!這是一個維護核心價值、社會公平正義、資訊客觀公正,關係到家家戶戶子孫後代成長成人的大問題。」陳佐洱說。

 

「長江後浪」的助推人

 

2013年底,已屆懸車之年的陳佐洱在數百內地、港澳學者集聚的大會上當選全國港澳研究會創會會長,在香港社會形勢日趨嚴峻之際再挑重任。如今,這位跟香港人打了30年交道的「香港通」退休後仍心繫香港,每有相關邀約,他都像當年與英方談判般認真準備,發言稿一寫就是10幾頁A4紙,且全是自己在電腦鍵盤上打出來的。

 

「七十而從心所欲」,七十有五的陳佐洱在繼續發揮餘熱的同時,更關注香港青年人的成長。他認為,歷代香港青年都是有志氣、有朝氣的,集成了愛國愛港刻苦頑強的「獅子山下」精神,不僅是當代財富的享有者,而且也應該是繼往開來的創業者。不久前,他與一批在北京留學的港澳台大學生聯歡,彼此交談甚歡,更加堅定了這一觀點。

 

習近平2014年在與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時曾指出,青年時期的價值觀養成十分重要,「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樣,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錯了,其餘的扣子都會扣錯」。陳佐洱認為,在與香港特區同齡的這一代青年中,有一些人「人生的扣子」沒扣好,與香港很成問題的教育環境直接關聯,境外的敵對勢力對青年一代的腐蝕毒害也不可忽視。

 

「香港跟我結下不解之緣,我還會繼續關注香港,如果有需要,我還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陳佐洱對筆者說,自己親歷的中英談判只是「長江」中的一個浪頭,回歸後的香港,正以一浪高過一浪的氣派奔騰向前,奔向波瀾壯闊的大洋大海。

 

「現在有更多後起之秀,一浪更比一浪高,如果能夠為他們提供一些幫助和支持,我是很樂意的。」陳佐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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