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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後立法會選舉的三重影響(2020.9)

發布日期:2020-09-30

☉文/蕭史

隨着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表決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的決定》,港人關心的押後立法會選舉可能產生的特區立法機關「真空期」問題得以依法解決。

此次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依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作出推遲第七屆立法會選舉的決定,既是香港回歸以來的首次,更因當前香港所處複雜環境而備受矚目。

今日之香港,剛經歷過本地修例風波的創傷又面臨全球新冠病毒的侵擾,經不起更多折騰。惟本港一些非建制團體和境外勢力無視社會現狀,試圖藉第七屆立法會換屆選舉再掀波瀾。值此關鍵時刻,特區層面押後選舉、中央層面解決「真空期」問題,合憲合法合理地避免了潛在風險,又一次化解了特區「憲制危機」,將產生三重重要影響。

有益於防控疫情

林鄭月娥宣布推遲選舉之時,香港疫情的嚴重程度可謂十分嚴峻。從7月8日出現第三波疫情算起,僅10天,本港累計確診個案已超過2003年沙士疫情,特別是7月22日至8月2日,連續12天每日新增確診個案均過百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議案說明時更指出,「如果每日新增病例過百的情況持續數週,香港的公立醫院系統將瀕臨崩潰」。

儘管香港爆發第三波疫情的「導火索」尚未能確定,但非建制派團體不顧風險組織聚集性活動已是不爭的事實。這些持份者迫切希望立法會選舉如期舉行,對外宣稱的理由不外有二:其一,日本、韓國等國家疫情並不樂觀卻實現如期選舉,新加坡大選更提前舉行;其二,推遲選舉可能產生特區立法機關「真空期」問題,影響香港社會正常運轉。

反對派鼓吹的這些說辭實則站不住腳。一方面,今年以來世界範圍內因疫情推遲選舉的情況已有近70例,香港押後選舉符合國際通例,且香港人口密度遠高於日韓等國,候選人若在僅剩月餘的情況下繼續組織聚集性的政治宣傳,無疑將極大加重疫情大爆發的風險。與新加坡相比,香港既不具備短時間內增設境外投票站的能力,也因政治文化和社會氛圍差異而難以安全、有序地組織選民投票,強加比較未免牽強附會。

另一方面,所謂「真空期」本身就是偽命題,行政長官在向中央呈送關於選舉押後事宜的報告時,已一併請求中央人民政府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立法機關空缺問題作出相關安排,可見押後選舉和避免「真空」本就是要一次性解決的問題,並不存在邏輯上的疏漏。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層面在接到報告後第一時間依法依規作出合理安排,全國人大常委會亦打破慣例及時調整會議時間,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更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專赴香港聽取意見,足見中央對妥善處理涉港相關問題的高度重視。

得益於特區和中央層面共同對立法會換屆問題依法作出的妥善、高效處理,香港市民終能在疫情最嚴重時免於政治活動的頻繁干擾,建制派人士得以專心協調推動疫情防控和醫療救治服務,內地援港團隊也方便及時開展工作。更重要的是,拋開令人「分神」的政治選舉,港人的關注點重新向抗疫聚焦,為正式啟動全民核酸檢測創造了條件。

有助於緩和社情

從2003年「七一大遊行」開始,歷經「佔中運動」「旺角暴亂」「修例風波」,香港的社會情緒在反對派團體和境外勢力的攪動下逐漸激進化、極端化。加之黎智英、戴耀廷、黃之鋒等一批別有用心的「亂港派」和「港獨」組織在課堂、媒體、社區等場合抹黑「一國兩制」、曲解《基本法》、大肆播「獨」,部份港人尤其是年輕人的思想受到嚴重干擾甚至侵蝕。

隨着香港國安法在港施行,「港獨」組織「香港眾志」解散、羅冠聰等「港獨」分子外逃、戴耀廷被港大免去教職、黎智英等人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捕,香港極端分離主義的源頭問題正得到有效解決。立法會選舉依法推遲後,反對派失去了疫情下政治動員的抓手,香港則有望恢復穩定。

正如一名確診新冠肺炎的「連登仔」入住香港「方艙醫院」後回答「手足」時的感慨,入院時可攜帶電子設備,有免費電力及無線網路提供,冷氣足,三餐好過普通醫院……所謂患難見真情,那些曾經對抗特區政府、「逢中必反」的年輕人也應該看清,能夠堅持「生命至上」,不惜一切代價組織抗疫和救治的,只可能是中央和特區政府、愛國愛港力量,絕非那些「大難臨頭各自飛」的「黃師」「手足」「民主鬥士」。

香港本不是政治化的城市,奈何美英等西方國家一直將其作為遠東反華前線而長期布局、不斷滲透。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在近年來撕裂香港社會的幾場政治運動的背後,都少不了美英等國的影子,致使港人世代傳承的「拋開區分求共對,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的「獅子山精神」在年輕一代身上逐漸褪色。當街坊因「政見不合」而彼此惡言相向、家庭因「藍黃不同」而走向分崩離析、學生因「主張各異」而揮拳圍攻老師……香港已經到了必須冷靜反思的時候。

有利於穩定外部環境

美英長期將香港作為「反華棋子」,在中國外部環境出現極大壓力和困難的當下,押後立法會選舉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整個國家大局外部環境的穩定。

作為中美博弈的最前線,香港的治與亂直接牽動着中美關係大局的走向。不難想像,若立法會選舉在疫情中如期舉行,則香港不僅面臨空前的防疫壓力,還需應對隨時可能捲土重來的「港獨」「黑暴」「攬炒」勢力,中央亦不得不分神護港。如果疫情大爆發,美方可繼續轉移國內輿論壓力,本港反對派團體更可以「甩鍋」港府和建制派,並從中謀取政治利益。

香港國安法施行後,美國從取消其對香港的所謂特殊待遇,到糾合國際上一些國家向中國和香港特區施壓,再到宣布對中國政府涉港機構負責人和香港特區政府有關官員進行所謂制裁,且不論這種「為救香港而制裁香港」的道德幌子實在荒謬,其無視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頻頻「長臂管轄」、干涉別國內政的霸權主義行為也應被更多理智的港人看清。正如港澳辦聲明所指出,中央政府和14億祖國人民始終最關心、最體貼、最愛護香港,祖國內地始終是香港抵禦風浪、戰勝困難的最大靠山。誰希望香港好,誰又試圖製造混亂、「渾水摸魚」,相信港人終會一目了然心中有數。

從建國初期愛國港人為內地提供物資支持,到改革開放後大批港商北上投資、專業人士助內地規劃改革,每當國家面臨變局之時,香港往往都能提供重要助力,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如今,在國際關係發生複雜改變,中國所處內外部環境面臨深度挑戰之際,香港更應發揮其獨特作用,在為國家貢獻更多正能量的同時實現自我價值,書寫下一部新時代的香江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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