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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中國經濟改革新高地(2017.11)

發布日期:2017-11-27

☉文/漁樵夫

十九大之後進入新一輪改革視窗期的中國,欲推動經濟進入下一個大週期,必須改革開路、制度破冰,重塑改革動力機制,摒棄GDP錦標賽,擁抱「改革競賽」,中國經濟才能在「後十九大時代」再登踏板,迎來轉段、升級「新元年」。

中共十九大10月下旬將落下大幕,中國隨之進入「後十九大時代」。在今明兩年執政班底大面積易人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將由「超級維穩期」,轉入「政策接續期」。當前的債務「強監管」、環保「強督察」、泡沫「強殲滅」、國企「強改革」等能否延續並加碼發力,均是決定中國經濟未來幾年能否實現「強復蘇」的關鍵。

明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中國經濟歷經近40年高速發展後,經濟內部的深層矛盾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欲解決這些深層次問題,鍛造發展新格局、增長新模式可謂題中之義。而未來五年正是中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推動中國經濟完成新舊動能轉換,並走向效率模式,取決於改革路徑的選擇和改革步調的快慢。

「超級維穩期」轉段「政策接續期」

2017年是中國政治關鍵年,中共十九大落幕後的中國經濟,由「超級維穩期」轉段為「政策接續期」,但挑戰不容小覷。

9月底公布的9月財新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錄得51.0,低於8月0.6個百分點,顯示製造業擴張速度繼續放緩。數據顯示,9月新訂單增速降至三個月來最低。月內新增出口業務僅有輕微增長。與新訂單類似,產出增速降至6月以來最低點。

而從官方披露的8月中國經濟數據來看,「三駕馬車」已全面走弱。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房地產開發增速等基本運行指標全面回落,部份指標的增速下探年內最低值。其中,出口增速降至5.5%,零售增速降至10.1%,投資增速降至4.9%,均創短期新低。

北京政經觀察家認為,從近期中國經濟數據來看,顯示經濟動能高峰已過、經濟高點已現。在產能過剩大背景下,需求端疲弱,金融去槓桿從源頭上抑制投資擴張,投資週期難言開啟。

而從國際大環境看,全球經濟並未出現實質性好轉,仍處於亞健康狀態。美國對華醞釀反傾銷301調查,加之逆全球化浪潮,貨幣政策收緊、地緣政治風險,中國外需回暖依然面臨諸多挑戰。

有觀點認為,目前中國經濟的病症在於舊模式尚未改變,新的增長點也未形成,處於「兩頭不沾」的市場焦慮期。而今明兩年中央及地方政府完成密集換將期後,「政策接續期」如何平穩過渡,會否重蹈「擴張依賴症」覆轍,均是外界觀察中國經濟「轉段」的重要着眼點。

四大挑戰考驗執政新班底

在中共十九大上推出一套全面深化改革的「套餐」。但進入「後十九大」政經新週期的中國,仍有四大挑戰如影隨形:

挑戰一、債務炸彈加碼經濟風險 今年9月,標普自1999年以來首次下調中國主權評級。標普對此次評級調整給出的理由是「中國強勁的經濟增長主要來自於債務規模的快速增長」,並指出這種債務增長仍將繼續,並帶來長期的增長隱患,可能加劇未來的金融衝擊。

標普的「降級中國」並非孤例,同樣作為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的穆迪(Moody's)在5月24日已經率先下調了中國的主權信用評級,將中國長期本幣和外幣發行人評級從Aa3下調到A1,並將展望從負面調整為穩定,而穆迪「降級中國」的主要依據在於中國潛在經濟增速下降,而政府為了維持一定程度的經濟增長速度,對財政刺激的依賴加重,政府債務佔GDP的比重將超過安全的閾值。此外,穆迪還在9月7日將中國五大國有銀行之一的交通銀行長期/短期存款評級從A2下調到A3,基礎信用評估從baa3下調到ba1。

無獨有偶,惠譽(Fitch)也警告稱,中國有可能首次出現地方政府債違約事件,由中國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公開發行的債券首次出現違約的可能性越來越高,並有可能觸發債市對這類債券重新定價。

國際評級機構集體吹「降級中國」黑哨,矛頭都指向中國高危的債務問題。截至2016年,中國的債務與GDP比值已達270%,在過去三年每年上升20%。考慮到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即高達10萬億元人民幣,債務可持續性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大長期隱憂。

國際金融協會也估計,截至2017年底,中國企業債務可能達到GDP的169%,政府債務可能達到GDP的47%。近年來中國家庭的債務水平也在不斷攀升,今年年底家庭債務可能達到GDP的45%,而兩年前還不足40%。

據彭博數據,2016年中國企業在岸債券違約29宗,到2017年第一季度已經有7家公司共發生9宗債券違約的現象。路透的數據則顯示,在中國的1189家樣本企業中,2008年債務健康的企業有845家,而2016年底,債務健康的企業減少至577家。

當前,中國的信貸增速已成中國經濟「灰犀牛」。筆者認為,「信貸依賴症」是中國經濟增長長期積累的「頑症」「舊症」,而如何安全有效「去槓桿」將是下一階段中國經濟轉型的最大考驗。

2018年是政府換屆年,新一屆執政班底接棒後,在GDP崇拜的政治邏輯下,地方和中央政府將展開新一輪博弈,對GDP數字的追逐,會否將原已債台高築的地方債務平台風險再度加碼,尚是未知數。

挑戰二、環保限產拉低經濟增速 過去數十年粗放式發展令中國欠下了高額「環境債」,石化、鋼鐵、煤炭、水泥、有色、化工等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的高速發展,是中國投資驅動型經濟的寫照。數據顯示,中國PM2.5濃度是美國的7倍、全球均值的1.3倍。2016年全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中,空氣品質不達標者高達四分之三;6000多個地下水水質監測點中,處於「較差」和「極差」級別的監測點合計超過六成。

環保高壓已成為繼反腐之後中國又一個力度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重頭戲」。從確立終身追責制,明確損害生態環境和資源將影響官員仕途,到密集派出督察組巡查地方環境問題;從限產停產,到關停達不到排放標準又治理無望的小工廠,「重典治污」在中國已成常態。

環保風暴高壓下,與製造業息息相關的上游原材料廠家,產能被進一步壓縮,由此涉及到鋼鐵、冶金、化工、紡織、造紙、包裝等多個領域,由環保風暴啟動的一波漲價潮悄然開啟。環保督查意味着中國不能再走過去粗放式發展、污染環境再治理的老路,過去5年來,石化、鋼鐵、煤炭、水泥、有色、化工等行業投資增速逐年下滑。今年秋冬對於老生常談的環保問題,執行更嚴格的政策已在預期之內。分析人士認為,考慮到目前中國生態環境形勢依然嚴峻,中共十九大後環境保護措施不會鬆懈,反而可能會再度加碼。

馳而不息的「重典治污」重壓下,去產能所造成的供給側收縮,並非短期現象,當前各地出現的工廠停工潮,也無疑會波及到製造業,為GDP成績單帶來負面效應。因此,對於接棒上位的新一屆地方政府而言,十九大後會否繼續執行「史上最嚴」環保政策,會否讓「金山銀山」讓位於「綠水青山」尚存疑問。

挑戰三、樓市調控能否「咬定青山不放鬆」 9月下旬的10天之內,中國12個城市集中發布了樓市調控升級的消息,包括西安、重慶、南昌、南寧、長沙、貴陽、石家莊、武漢、寧波、桂林、無錫、東莞,中國新一輪樓市調控政策魚貫而出。

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2017年8月份70大中城市新建住宅價格指數,近期加碼樓市調控的12個城市裏,除了東莞不在70大中城市統計範圍內,其他11個城市中有9個8月份房價環比仍在上漲。有分析指,今年上半年弱二線和三四線城市市場景氣度較高,部份城市房價甚至出現明顯上升,是調控開始轉向這些城市的主因。

泡沫殲滅戰已是今年樓市調控主調。中原地產研究中心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以來,中國已有超過100個城市(縣級以上)發布了各種相關房地產調控的措施約150餘次。今年前9個月,僅北京市就發布了相關房地產政策超過20次,15個核心熱點城市發布調控政策均超過4次。

大面積樓泡「殲滅戰」背後是危險信號。有數據顯示,當前全球房地產市值/GDP的正常水平在260%左右,中國卻達至411%,中國家庭槓桿率上升速度快,中國人買房越來越依賴於借貸,有分析認為,最早在2020年,房貸餘額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將達到美國金融危機前的峰值。

由於樓市體量龐大,在中國經濟下行階段,樓市泡沫若再加碼膨脹,一旦發生金融危機,對經濟所造成的衝擊將難以承受之重。因此,樓市調控政策升級將成為常態,內地12個城市接連推出樓控加碼新措施,凸顯中央樓市調控政策不但不放鬆樓控,還會加大力度遏抑樓市泡沫,未來或將有更多城市加入到調控加碼的行列。

中央的意圖極為明確,加力擠樓市泡沫應是長久之策。但十九大後,新換屆的地方政府會否以樓市調控拉低經濟增長為由,陰奉陽違重啟樓市發動機、放慢樓市調控卻仍是未定之天。

挑戰四:「國進民退」與「政進市退」 十八屆三中全會打響改革發令槍,關於改革的文件陸續有來,改革試點也是一個接一個,但外界對中國「改革空轉」「改革步伐遲滯」的指責卻並未減少。

質疑和指責聲中,「國進民退」被指尤須警惕。在國內經濟改革問題上,近五年中國將國企改革作為重中之重。而中國聯通引入百度、騰訊、阿里巴巴等互聯網企業,被視為打響了央企混改第一槍,隨後也有中國黃金濟源黃金珠寶有限公司、中國鐵路總公司紛紛跟進披露混改新動向。

但外界輿論認為,雖然中國聯通的混改是央企改革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標誌着中國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之間的界限進一步模糊。研究公司TS Lombard的分析師們在評價這家中國第二大移動通信運營商時說,「相反,這是中共將影響擴展到私營部門的最新跡象。國企改革從私營部門吸走了資源。」

除了混改受到外界質疑外,環保限產也引發輿論對「國進民退」的擔憂。有觀點認為,環保督察大量關停了大批民營企業,如果未來的中上游行業只剩下國企,那麼長期來看,中國經濟效率將會下降。

而「供給側改革」的核心任務,「三去一降一補」對傳統過剩產能行業的重塑,在數據上也被指淪為新一輪的「國進民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工業企業的盈利改善,但國企改善較明顯,民企改善較弱。

官方公布的數據也顯示提振民資仍刻不容緩,2017年1-8月中國民間投資增速降至6.4%,若從單月看,8月份同比增速降至3.0%。民間投資增速在短短五年時間內從35%以上的增速降至單月3%的水平。

與「國進民退」同樣值得警惕的是「政進市退」。

北京政經觀察人士認為,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是為了給市場規律更好發揮作用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但越來越多使用行政手段,例如環保去產能持續加碼,存在一些「運動式」現象,不少小企業直接關停,根本沒有「活路」,這使得供給直接從「過剩」轉向「短缺」,大幅推高了商品價格。

通過行政手段減少供給或需求,從而扭轉經濟週期,與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顯然背道而馳。防止管制、干預式的「計劃經濟」借屍還魂、防止「運動式」、「風暴式」調控重演,是十九大後新一屆政府亟需注意的問題。

改革競賽新元年

對於「後十九大時期」的中國而言,將迎來改革開放4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第一個百年目標達成的諸多重要節點。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正是承前啟後關鍵節點,完成十九大重要人事布局之後,進入新一輪改革視窗期的中國,欲推動經濟進入下一個大週期,須改革開路、制度破冰,摒棄GDP競賽,開啟改革錦標賽。

建立新型的政商關係可謂首當其衝。十九大前中共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企業家的地位和作用,向三方面喊話——企業家、政府和社會,構建新型政商關係生態。十九大後,培植新型政商關係、提振企業家信心的更多實質性措施應陸續有來。

此外,搞好混合所有制,讓利於民營資本,開大門縫讓民企獲得更多投資機會,從而帶來經濟新增長動能也不容怠速。在此之前,不少非公領域開放政策均處於雷聲大、雨點小的尷尬地帶,有的更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非公經濟是中國經濟最強勁拉動器,對中國經濟穩增長、促就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後十九大時代,對民資開放應由空喊口號變為真槍實彈。

隨着改革的不斷深化,下一步的重點應是破除制度門禁,糾正結構性失衡問題。以財稅體制改革為切入點,落實簡政放權,倒逼行政體制改革,大幅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應成重中之重。

在改革的關鍵部位進行實質和關鍵性突破,防止改革政策空轉,在法治化和市場化的軌道上推進改革,最大限度節約改革成本和分擔改革風險,是站在新一輪改革起點上的中國「改革大劇」的題中之義。

中國改革的進程從不會一帆風順,但如果改革舉步不前,無疑會進一步加劇經濟風險,從而令累積的問題積重難返。改革沒有回頭路,只有堅持改革方向不動搖,在供給端、需求端和改革端「三端發力」,中國經濟才能固本培元,邁入經濟成長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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