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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領導西方的機遇與風險(2017.11)

發布日期:2017-12-01

/鄭德力博士 德國


美國仍將長期保持在西方不可取代的領導力量,德國在西方取而代之的遠景是有的,但風險也不小。美國的領導力量是建立在德國及其他西方強國望塵莫及的軍事力量上。在特朗普主義興起中,美國軍事霸權越來越具有在其盟國集團內發揮攘外必先安內的功能,這幾乎是任何盟國要擺脫美國必須首先面對的最大風險,或許也因此是英國主流媒體首先推崇德國當新領導力量的原因之一。


平淡而又有條有理的德國大選終於在924日落下帷幕,正式啟動的競選活動為期大約只有3個月,靜悄悄地來,又靜悄悄地走,說沉悶是有點沉悶,但是德國大選沒有鋪張浪費和發動政治金錢力量的捐款運動,得票超過5%的政黨的競選費用由財政部門相應補貼,也沒有津津有味的拆污泥的互挖競選對手私人醜聞為樂的膚淺競選行為。此次德國大選結果是有小驚而無大險,德國排外的極右派勢力也受到當前美國帶頭的西方政治向右傾斜的影響而冒起,剛剛成立沒有幾年的選擇黨也首次以12.5%的高票進入國會當反對黨,一舉成為第三大黨,超過了其他3個歷史比較悠久的小黨派,算是一個突出的現象。


基民黨執政已久,即使在這次大選中失去了不少選票,依然是第一大黨。基民黨主席默克爾實至名歸,將延續她的德國總理地位和擁有組織聯合政府內閣的實權,並將在未來4年完成總共長達16年的總理生涯。此次德國大選過程可謂和風細雨,結果是沒有特殊驚喜也無災難後果,比較符合當前德國政治的特色。德國二戰後吸取歷史教訓,求穩高於一切,一切都是要可「預估的」,如讓大選突然爆出冷門的戲劇性選舉結果,多多少少是一種國家政治不成熟和不太穩定的表現,並不符合當前德國的穩打穩紮的國情需要。


德國極右政黨的冒起


2013年成立的德國選擇黨的形成背景複雜,在此次競選中可算是異軍突起,但是還沒有發展到像美國及法國的民粹派那樣聲勢浩大。選擇黨的黨綱也集中於反移民及伊斯蘭教,與美國及法國等興起的民粹主義不謀而合,至今仍只擁有相對較小的勢力。美法極右勢力放開發展,法國的勒龐極右派獲得大選的三分之一選票,而以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狹隘民粹主義已經徹底佔領了當前美國政治舞台,引起了其他西方國家的害怕。美國除了對傳統意識形態互相對立的國家仍繼續採取濃厚冷戰思維的敵對政策,也開始對其忠心耿耿的盟國保持不信任的距離,並且對被猜疑的盟國採取錙銖必較的親兄弟細算賬的新政策,體現出了一個超級大國不知不覺走下西方國際政治領導神壇的啟程。


對於德國來說,多數選民相信先進領導落後的客觀規律,全球極右勢力沒代表先進主流水平,但是極端右翼勢力在西方各國也是人有我有。當前有的國家是在主動煽動起本國右翼民粹主義狂熱,而且對外的用心大於對內的意圖,號召以本國利益優先的奮鬥。這種主動而非被動的右翼狂熱製造,在歷史上多次被證明,並不是很難被挑動起來的事情,而且多數帶來悲劇後果。


德國選擇黨的突然冒起也一樣是有內因和外因,外因的刺激似乎還大於內因,目前選擇黨幸好在德國社會的政治影響力仍處於受控的邊緣範圍。民粹主義在歐洲本來具有悠久歷史,時下可能受到美國的傳染助長,難免將是一種被動的以毒攻毒的副產品。歐美表面的盟國關係如果受到了美國的單邊主義一意孤行所動搖,歐洲國家在特朗普的民粹主義壓力下將被迫發現有兩種選擇,順從或抗拒,不能一味以溫和容忍的中間姿態在國際舞台迎合美國主動的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和攻勢,這樣也不利於國際政治的健康發展。


英國的沒落,美國的霸道以及日本的意志搖擺,在如此的國際環境下,使得社會比較平衡發展和工業仍擁有較大國際競爭力的德國幾乎變成了西方世界政治經濟的正面楷模,極大程度上改變了二戰留下的負面形象,不能不說是當前美國政治向右傾斜的一個附帶貢獻。同樣的特朗普主義卻在日本發揮相反效果,日本國際面貌依舊,仍然充滿依附美國的政治病容。德國本來已經是歐盟的經濟火車頭,主張德國充當歐盟,甚至挑起更換西方的政治領導的言論,來得並不突然。諷刺的是,這言論卻似乎是由當年在敦刻爾克敗走的英國的主流媒體提出來,可說是不打不相識。英國主流媒體對德國的推崇有加,從另一方面反映出英美關係的複雜性。二戰後英國雖勝不榮,形勢比人強,其實唯一戰勝國是美國,戰利品絕大多數掉進戰爭末期參戰的美國手裏。英帝國從此一蹶不振,戰後至今經濟實力反而被拋在戰敗的德國和日本的後面,這和美國必須充分利用德日經濟的自我重建來打冷戰的國策有密切關係。


英美關係是世界上最複雜的關係之一,既有特殊關係,彼此間恩恩怨怨也多如牛毛,數不勝數。美國當年為了應付蘇聯,在4年之後的1949年也有了原子彈的威脅。美國擔心其歐洲勢力範圍動搖,因此不同意英國曾經要把德國分成8個農業國家的設計,反而推行了將英美法本來分割的3個佔領區融合起來組成一個西德,這麼一來人口和實力就超過東德不只三倍,成為抗拒蘇聯的堅強前線。德國經過40年分裂,在1990統一前夕,英法對即將德國統一仍不放心,英國戴卓爾首相和法國密特朗總統當時曾連袂飛見戈爾巴喬夫,大概要勸請打消主意,但是蘇美或已有既定方針的默契,德國也打鐵趁熱完成統一大業。作為回報密特朗的條件,德國大膽承諾法國要求,在兩德統一之後的10年一起建立歐元項目,至今歐元發展顯示出的結果是利大於弊,也不知道是法國利用歐元成功綑綁了德國,還是德國在疑慮之下又通過歐元把歐盟凝聚力提上一個台階。


德國領導歐盟的實力和機遇


政治的平淡與經濟活力的有機結合,卻也表現出德國的綜合實力。為什麼冷戰結束造就了德國統一,而蘇聯卻解體,以及一些東歐國家鬧分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搞好了,政治和社會自然而然穩定。


德國作為比較後起的工業化國家,有劣勢也有優勢。後起的工業國必須為打破國際壟斷以及技術封鎖而付出較大的努力和成本,但是也能吸取經驗教訓,並且以其後發優勢進行改良和深入改革。當德國經濟在19世紀崛起時,歐洲列強已經在海外把殖民地分佔得七七八八,他們為了佔領和統治管理殖民地也投入並浪費巨大人力資源,德國不得不選擇集中精力,大事建設內部經濟,發展技術生產和教育文化改革事業。不幸的是,德國產業建設的擴大和成功也為後來在歐洲大陸爭雄而製造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悲劇。當美蘇雙方在二戰後的40多年內冷戰期間互相對抗,投入大量資源擴軍備戰,德國又機不可失地埋頭搞經濟,做研發,製造業迅猛發展,收穫很大。實體經濟重於貨幣虛擬經濟的工匠精神在德國經濟文化結構裏面可說是根深蒂固,從金屬精密機械製造大師開始,不斷改型產業,在幾次世界性的工業結構轉型中的德國表現出優越成績。


德國的工匠精神的完美包含一整套嚴謹體系,從工程師到技術工人的專業認真培養,為優質產品創造了鞏固的基礎前提。還有,不惜成本和負責到底的技術維修的優越配套制度保證了高檔產品和大型項目運用的長期品質。當前工業製造生產技術的全球擴散速度很快,許多國家都開始擁有了廣泛的同品質的商品生產能力,但是要做到完善的售後服務和長期及時供應更換部件,以及為保證運行品質而對大型設備的無縫檢查維護投入,還只是少數工業國家能做到的。徹底防止和消除「重行銷輕維護」的危險,德國是其中一個比較成功的國家。如此一來,如果撇除人口老化和出生率太低造成的勞動力減少因素,德國的8千萬人口能發揮出比其他同等人口數量的國家高出多倍的生產力,擁有繼續和平領導歐盟的實力和機遇。


美國的領導力量難以取代


假設一個西方世界還繼續存在的話,核武時代卻將互相對立的國家決賽推進投鼠忌器階段,各大國也只能是鬥而不破。戰略首選必須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等待別的國家內亂而坐收漁利,也就是所謂的和平演變,其投入資源也龐大,最突出的例子是從前蘇聯解體以及現在美國仍時不時揮舞的經濟和旅遊制裁手段。風水輪流轉,美國被和平演變之事其實也可能發生,美國當前的內部亂局和內外朝令夕改的國策,特朗普不斷撕毀退出前任總統已經簽字的許多重要國際協議,既是一種自大又無信義的任性,是損人不利己的空洞施壓手段,也意味着美國內部的凝聚力和政策連貫性甚至已經不如朝鮮內部,並且在西方國家中排居末列,這當然要給歐盟提供被動或主動的出頭日子。


美國仍將長期保持在西方的不可取代的一個領導力量,德國在西方取而代之的遠景是有的,但風險也不小。美國的領導力量也還有一個獨一無二的特點,是建立在德國及所有其他西方強國望塵莫及的軍事力量上,那就是二戰結束以來至今,美國在軍事方面的空前絕後的龐大的人力物力的資源投入。在冷戰時期,美國軍事霸權的建立本來是為着攘外,但是隨着歐日與美國的經濟競爭力的加強和彼此間的市場利益矛盾加劇,在特朗普主義的興起中,美國軍事霸權在必要時也越來越具有在其盟國集團內發揮攘外必先安內的功能,這幾乎是美國的任何強大的盟國要擺脫美國必須首先面對的最大風險,或許也因此是英國主流媒體首先推崇德國當新領導力量的原因之一。


(作者為中國銀行法蘭克福分行前副行長,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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