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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國兩制」新定位(2017.12)

發布日期:2017-12-06

☉文/柳蘇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對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出14條「基本方略」,其中第12條是:「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中央對香港、澳門全面管治權」,「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確立了香港「一國兩制」新定位。


1、王志民精確解讀「一國兩制」新定位


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指十九大報告表明,中共對「一國兩制」的規律性認識正不斷提升。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對此進行了精確解讀,他指出十九大報告充分肯定港澳工作新進展,並確立「一國兩制」新定位,表明香港在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後,「一國兩制」事業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域中具有新的政治定位,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地位更為重要,同時也反映了我們黨對「一國兩制」事業規律性認識的不斷深化。


實際上,習近平今年視察香港的七一講話已兩度強調了「有機結合」:一是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有機結合,二是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香港特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習近平七一講話還明確劃出了不允許觸碰的三條底線:不允許危害國家主權安全,不允許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區基本法權威,不允許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十九大報告進一步精闢地點出「有機結合」的兩大關鍵,就是「維護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權」。只有落實「有機結合」的兩大關鍵,「一國兩制」實踐才能行穩致遠。


正如王志民指出,中國共產黨對「一國兩制」的規律性認識不斷提升,從十六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黨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面臨的嶄新課題」,十七大進一步表述為「重大課題」,到十八大提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根本宗旨」,再到十九大報告將堅持「一國兩制」列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這一不斷遞進的歷史脈絡,表明中共對「一國兩制」事業規律性認識的不斷深化。


2、從「井水論」到「一國兩制」白皮書


1989年12月,江澤民會見英國首相特使、首相外交顧問柯利達時表示:「在『一國兩制』問題上,我曾在同香港許多工商界人士、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談話中引用過中國的一句諺語,叫做『井水不犯河水』。有的香港人不大理解,說『井水不犯河水,河水必定犯井水』。其實,我這句話完整地說是:『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


成語「井水不犯河水」,出自曹雪芹的《紅樓夢》第六十九回,比喻各管各的,互不相犯。



所謂「井水河水兩不犯」,在某種程度上是將「五十年不變」,理解為「五十年不管」,雖然這有助安撫香港回歸之初港人「懼中恐共」的情緒,但卻一度主導對港政策路線,弊端不可忽視。這就難怪香港反對派趁機壟斷基本法的詮釋權,肆意操弄,百般曲解,香港年輕一輩耳濡目染,習非成是。


分析指,習近平是針對往日香港社會對融入中國的戒心,為此強調「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但是,中共對「一國兩制」事業規律性的認識是在實踐中不斷深化。隨着香港回歸後種種問題的出現,中央官員已甚少再提「井水論」。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豐富發展「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由白皮書的發表、政改「8.31」決定,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104條釋法等,均體現中央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


其中,2014年6月10日,國務院發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全面闡述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的實踐成就,明確指出中央擁有香港「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特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


3、過去五年中央全面管治權的落實


過去五年來,中央面對香港社會圍繞政改及本土分離問題的一系列挑戰,對治港具體方略進行了適應時代與形勢要求的調整,檢討與修正了既往偏重「兩制」的治理思維與政策取向,顯示出對「一國」之法理與制度化的重心轉移。2014年「一國兩制」白皮書,是對中央治港地位與權力的總括概念。「全面管治權」由國務院的政策用語正式納入十九大政治報告,表明中央對既往五年治港工作與方向的政治肯定,及未來治港的制度進取方向。


2015年底習近平強調:「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有兩點堅持: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習近平的「四不原則」,高度概括中央貫徹「一國兩制」的立場,具有正本清源的意義。


十九大報告有三處提及香港。第一處是在第一部份。報告回顧了過去五年的工作,列舉了一共10項成就,其中第8項是「港澳台工作取得新進展」,「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中央對香港、澳門全面管治權,深化內地和港澳地區交流合作,保持香港、澳門繁榮穩定。」


過去五年,適逢上任特首梁振英履任的五年,有甚麼事情顯示中央「牢牢掌握」了對香港全面管治權,以及「工作取得新進展」呢?


梁振英履任特首的五年,在出色處理斯諾登事件、沉着應對「佔中」、率先在施政報告中反對和遏制「港獨」,以及緊密配合「一帶一路」戰略等,都努力落實了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特別在去年的立法會宣誓風波中,梁振英順應民意,果斷對辱國辱族的梁頌恆、游蕙禎提出司法覆核,繼之對瀆誓的梁國雄、姚松炎、劉小麗及羅冠聰提出司法覆核,為阻止「港獨」分子進入立法會以至隨後的人大釋法和高院判決創造了條件,有力地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香港社會穩定。


去年12月23日,習近平特別高度評價梁振英「在遏制『港獨』,依法處置街頭暴力活動等重大問題上嚴格按照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和特區法律辦事,維護了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了香港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這些事件,哪些屬於「新進展」呢?當中又如何體現了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呢?這是一目了然的。


4、為什麼強調要「牢牢掌握」?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不僅再次重申中央全面管治權,而且首次強調要「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中央對香港、澳門全面管治權」。為什麼強調要「牢牢掌握」?這與「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遇到一些新情況新問題密切相關。


大量事實表明,香港回歸以來每次圍繞管治權的鬥爭,都有外國勢力插手。例如,2014年非法「佔中」其實是「港版顏色革命」,矛頭指向特區政府和中央,是香港回歸以來最重大的一次爭奪管治權的鬥爭。梁振英在中央支持下最終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將其平息。又如,回歸後長期的政改爭議,乃至反對派現在還在叫嚷「重啟政改」,其實質也是反對派在外國勢力支持下對香港管治權的爭奪。在外國勢力時刻覬覦和爭奪香港管治權的情況下,中央若不牢牢掌握對港全面管治權,就會讓外國勢力有機可乘。


近年來各種分裂中國的勢力有合流趨向,「港獨」與「台獨」、「藏獨」、「疆獨」、「蒙獨」狼狽為奸,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十九大報告雖沒有「港獨」二字,但多次強調反對分裂國家,其實已包含對「港獨」零容忍的嚴正立場。反對和遏制「港獨」,堅決有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牢牢掌握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的重要一環。


過去幾年,反對派製造矛盾,撕裂社會,香港陷入「泛政治化」內耗深淵。特區政府動輒得咎,管治問題治絲益棼,原有優勢弱化,無法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按照過去幾年的趨勢發展下去,香港有可能陷於失序的景況。


習近平視察香港的講話說得很清晰:「香港雖有不錯的家底,但在全球經濟格局深度調整、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也面臨很大的挑戰,經不起折騰,經不起內耗。」幫助香港擺脫折騰和內耗,應對全球經濟格局深度調整和國際競爭日趨激烈,中央也必須牢牢掌握對港全面管治權。


5、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一國兩制」新主題


十九大報告強調,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新全球化以中國為主場,這是香港近代史所未有之大變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一國兩制」的新主題。


習近平明確強調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香港反對派阻止香港與內地融合是當頭棒喝。反對派從來沒有停過阻止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融合,凡是有關兩地融合的政策和措施,反對派必定設法出來阻撓。彷彿與內地有關係的所有事物,甚至中央對香港經濟的支持,都是洪水猛獸,都是「赤化威脅」,連「個人遊」也被誣衊為「染紅香港」、「使香港淪為中國殖民地」。從陳方安生提出「小心邊界模糊」,到反對派造謠指高鐵是「中共希望藉高鐵來統戰香港」和「加速香港內地化」,再到反對派聳人聽聞稱粵港澳大灣區「更會加快『一國兩制』的消亡」,都暴露反對派抗拒融合的頑固心態。反對派「凡融合必反」,打着「反被規劃」、「反被吞併」的幌子,抹黑和狙擊港珠澳大橋、高鐵、新界東北發展、西九故宮、落馬洲深港科技園,以及粵港澳大灣區。


香港社會和政府也一度對兩地融合抱有戒心。回歸以來,有關香港定位、兩地合作應循什麼模式發展,出現過不同的方案。回歸後主要以粵港聯席會議為中心,當年粵方是由廣東省常委、副省長王岐山領軍,港方組長是政務司長陳方安生。然而這種高層會議的效果不彰,流於形式,談不到實質問題,而且港方有高度戒心,怕粵港合作走得太密會令香港逐漸變成一個中國內地的普通城市,不利香港的國際都會定位云云。


「小心邊界模糊」的錯誤觀念,衍生出不得使用內地與港澳「融合」、「一體化」、或深港、珠澳「同城化」等詞語的禁忌,據說是為避免被解讀為模糊「兩制」界限、不符合「一國兩制」方針政策云云。習近平明確強調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這些似是而非的觀念也是撥亂反正。


實際上,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就包括中央把國家戰略與促進香港經濟發展充分結合起來,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習近平在提出「中國夢」,以及「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等創新性重大理念和舉措中,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與推動香港「一國兩制」實踐深入發展、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增進香港與國家融合發展、增進廣大港人福祉充分結合起來,這對促進香港「一國兩制」偉業深入發展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6、最有效最長遠的「挺港」和防「獨」方略


過去中央推出一系列「挺港」措施,包括開放個人遊、開放人民幣業務、簽訂CEPA及補充協議、推出36條惠港措施,這些措施都是以內地對香港減稅、讓利和開放各類市場方式來為香港輸血和讓利。


以CEPA為例,前幾期的CEPA是着重於對原產於香港的製造業產品怎樣減稅和開放市場,後幾期則集中於服務業市場的開放與香港人才的引進。再以自由行為例,自由行確對香港旅遊業、餐飲、零售業等有顯著效益,有利香港整體經濟。惟教港人糾結的是,除個別行業的東主與從業員可直接受惠自由行外,大部份市民未覺本身分享多少得益,不少港人對市面被自由行「迫爆」、內地客搶購奶粉與日用品、藥房和金舖等擠走小店等現象,生活恍如處處受壓,權衡個人利害下,較多港人遂傾向收緊自由行。


2012年開始,內地和香港兩地民眾在日常生活領域發生一些摩擦和衝突,香港內部出現一些反彈,擔憂未來發展。因為香港缺乏在國家戰略中新的定位,這也是導致香港所謂「本土主義」和「港獨」興起的原因之一。「本土主義」是全球化的對應物,是一個反面。滋生「本土主義」,也是面對全球化時,香港無法找到新的發展空間和定位所致。國家用「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重新激活香港,找回香港這個國際化都市的活力,打破「本土主義」,告訴香港社會不要關起門來,而要看到國家的發展和世局的變化。


港深西部通道上從香港望向深圳一方。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上,作者認為粵港可「先行先試」,便利區內居民交流,建設優質生活圈。(政府新聞處)



香港沒有實體經濟優勢,服務產業與內地實體經濟又是「兩張皮」,越來越貼不到一起,這就是20年來香港經濟逐漸喪失增長動力的內在邏輯,這個邏輯不改變,再過10年香港還是走不出低增長的格局,甚至可能更糟。


香港不能再自我封閉,只有融入整個國家發展大局,才能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的商機。這對香港來說等同於一個新的時代、新的驅動、新的機遇,香港必須要主動融入,抓住這個歷史機遇。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挺港」方略,更強調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是最有效最長遠的「挺港」方略,也是最有效最長遠的防「獨」遏「獨」方略。


7、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尤其重要


習近平明確點出了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點,其中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尤其重要。十九大新聞中心10月21日召開第四場記者招待會,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將會更好地造福港澳同胞,提高珠三角地區的經濟競爭能力和公共服務水平,通過大灣區的建設,打造世界級城市群,這不是簡單的「9+2=11」,應該說「9+2>11」,可以起到這種疊加或者乘數效應。


粵港澳大灣區是繼美國紐約灣區、美國三藩市灣區、日本東京灣區之後世界第四大灣區,是國家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和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空間載體。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總量超過1.4萬億美元,超過了三藩市灣區,介於俄羅斯和西班牙之間。對外貿易總額超過1.8萬億美元,且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和空港群,由此可見大灣區不僅在國家新一輪對外開放中地位舉足輕重,而且在世界經濟發展格局中同樣非同小可。


與三大世界一流灣區比較,粵港澳大灣區已經頗具實力。從現狀看,粵港澳大灣區面積最大、人口最多,GDP雖暫列第三,但增長潛力最大。人均GDP和第三產業比重較低,表明粵港澳大灣區存在發展梯度差異,反而容易形成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至於集裝箱輸送量和機場旅客輸送量,則雙雙名列前茅且領先優勢較大,表明粵港澳大灣區在向創新經濟和服務經濟發展的同時,港口經濟和工業經濟也將繼續存在,從而形成獨具中國模式、中國特色的多階段、綜合型的灣區經濟的特徵。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可以讓香港經濟發展的空間全面拓展到整個泛珠三角區,香港可以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包括具國際化的現代金融業、與世界各地有密切聯繫通道的貿易和物流業、四通八達的交通基礎設施、具國際化視野的人才資源、世界一流的高校教育及科研等等,這些都必將能夠在相當程度上促進大灣區經濟的發展,從而使得香港在更廣闊的空間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經濟規模和能量都可以更上一層樓。同時,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的建成亦將為香港民生福祉帶來更大的改善和提升,為廣大香港市民的就業、生活、居住開拓更廣闊的空間。


粵港澳大灣區使香港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大灣區需要香港強大的科研及自由經濟體優勢的助推。主動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可將香港優勢產業的市場範圍輻射到「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利用香港先進的基建管理經驗為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項目提供專業化服務,可打造大灣區世界產業創新鏈。


8、大灣區率先解決港人的「國民待遇」問題


十九大報告提出「制定完善便利香港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提示:「大家應該注意到這句話指的就是我們香港同胞念茲在茲、多年要求的『國民待遇』。」


「國民待遇」是國際習慣法中重要的原則,意思是外國人或境外居民與當地居民有同等的待遇。根據「國民待遇」,如果一個國家將特定的權利、利益或特權授予自己的公民,它也必須將這些優惠給予處在該國的他國公民或境外居民。但是,「國民待遇」只是就一般原則而言的,並非在具體的民事權利上外國人與本國人完全一樣。為了維護本國安全和社會利益,各國都將「國民待遇」限制在一定範圍內。如根據中國有關立法的規定,外國人不能在我國軍事、外交、公安和機要部門服務,也不能在我國充任律師、專利代理人、商標代理人等。


大灣區是在一國之內,有兩種制度和三個獨立關稅區。因此,大灣區建設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在按照「一國兩制」的前提下,可以創新思維打破舊有框框,在粵港合作「先行先試」的成功基礎上,率先探索解決香港居民的國民待遇的方法和途徑,使香港與大灣區內其他城市的居民、貨物、資金、信息的流通更為便捷,讓在大灣區發展的香港商界和行業受惠。爭取為港人在大灣區學習、營商、就業、創業、生活以至養老提供更多便利,使大灣區能夠成為港人的優質生活圈。


香港人不是外國人,根據《基本法》及《中國國籍法》,香港人首先是中國公民。因此,在大灣區建設過程中,可以率先解決香港居民的國民待遇問題。


其方法和途徑包括:實行專業資格互認,香港專業人士專業資格互認後可以在大灣區內所有的城市服務。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版「負面清單」,降低業界准入門檻;以及讓香港居民在大灣區投考公務員(包括投考外交人員、公安部門人員)、參軍、積分入戶(長遠實行自由落戶政策);港人子女就讀公立學校等方面享受國民待遇。這將使大灣區成為港人特別是香港青年就業創業和安居的樂土,成為兩地同胞的共同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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