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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十四五」規劃面臨的挑戰(2020.11)

發布日期:2020-12-03

☉文/白雪冰

對於中國而言,「十四五」規劃無疑至關重要。其不僅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的第一個五年,更是中國擺脫經濟低谷完成疫後復甦,並實現「由大變強」,從「富起來」走向「強起來」的關鍵節點。故此,「十四五」規劃編制必須突顯「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歷史交匯和承上啟下特點,既須鞏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成果,又須確保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良好開局,可謂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種種跡象顯示,雙循環+高質量+創新+改革,將成為「十四五」規劃關鍵詞。

2020年是「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亦是中國實現全面脫貧、建成小康社會元年。「十四五」大幕將啟,但與「十一五」「十二五」等「順風順水」發展時期相比,「十四五」時期,中國所面臨的國內外環境均不容樂觀,外部挑戰、內部挑戰,以及歷史挑戰等諸多不利因素交織,闖關突圍殊為不易。

五大挑戰 勢待突圍

其一、全球經濟寒冬

「十四五」時期,全球進入「動盪變革期」,中國所處國際環境將面臨更多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可謂「逆風逆水」。海外疫情仍在波浪式蔓延擴散,全球經濟陷入徹骨寒冬。

2020年二季度數據顯示,美國GDP(國內生產總值)按年率計算下滑31.7%,為有紀錄以來最大季度降幅;英國GDP環比萎縮20.4%,為1955年來最糟紀錄;日本GDP扣除物價因素後環比下降7.8%,連續三個季度負增長,按年率計算降幅為27.8%,創二戰以來最大降幅;巴西環比下降9.7%,經濟回落至2009年底水平;印度GDP同比萎縮23.9%,創下印度1996年開始發布季度經濟數據以來新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測,2020年全球增長率為-4.9%,其中發達經濟體降幅將達到8%,美國下降8%,歐元區下降10.2%,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下降3%。

經濟學家預計,2020年全球的GDP將下降4%左右,無論衰退的嚴重性還是發生的速度均是上次全球金融危機的2倍。

未來五年,單邊主義、利己主義、霸權主義等逆全球化力量或橫行無忌,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顯著擴大,如何推動全球化發展,克服全球化進程中的種種弊端,是中國「十四五」期間必須直面的重要課題。

其二、中美新冷戰

未來五年中國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地緣政治風險上升,尤其是中美關係進一步惡化。2018年,中美關係趨緊以來,美國不僅頻繁揮起貿易大棒,更強化對華科技限制,對中國打壓步步加碼,中美脫鈎、新冷戰風險陡增。

2019年美企對中國直接投資26.86億美元,2018年中企對美國直接投資74.77億美元,截至2018年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存量已達755億美元。中國作為美國第二大國債持有國,如中美「脫鈎」成真,無疑將對中美兩國經濟造成重創,對全球經濟穩定性亦是重大利空。

「十四五」時期,中美衝突和矛盾或越來越深,貿易政策、民族主義、香港、南海、台灣等問題均或成為惡化中美關係的導火線。

未來五年,中美關係走惡,不僅會衝擊中國金融市場,亦會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動盪,令地緣政治風險攀升。

其三、轉型挑戰

與複雜嚴峻的外部環境相比,未來五年,中國發展的內部環境亦極為複雜,國內經濟轉型「壓力山大」。

「十四五」時期,中國發展將面臨結構性、體制性、週期性因素等多重因素制約:經濟增長動力結構發生變化,但新增長動力匱乏,創新能力不足進一步凸顯;工業產能過剩,「世界工廠」地位受到挑戰,製造業大規模擴張階段即將結束;人口老齡化加快,消費馬車啟動艱難;西方技術封鎖料升級,提升要素配置效率難度增大。

其四、失衡凸顯

隨着中國國內防疫常態化,疫後中國經濟失衡現象明顯。

經濟學家指,中國供需兩端復甦不同步,固定資產投資和零售增速遠低於生產。行業復甦不同步,房地產投資和基建投資快速恢復,但製造業投資仍呈負增長。產業復甦不同步,工業恢復快於服務業。企業復甦不同步,中小微企業困難凸顯,就業壓力顯著加大。實體經濟和金融復甦不同步,財政金融領域風險加劇。

疫後經濟失衡,加劇了社會貧富差距和「脫實向虛」趨勢,使得供給側改革進度受阻,高質量發展打折。

其五、中長期考驗

2010年之後,中國經濟告別年度兩位數高位增長,GDP增速一路下行,從2010年的10.6%,下探至2019年的6.1%。及至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產生嚴重衝擊,中國經濟出現幾十年來未有負增長局面。

「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欲完成「L型」轉換,重新爬升回中高速增長平臺,並非易事。

姑且不論「十四五」時期,經濟形勢複雜性、嚴峻性挑戰,均具有中長期問題特徵,僅是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明顯放緩這一題,順利解答已殊為不易。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明顯放緩。目前,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勞動生產率僅相當於美國的43%和12%。「十四五」時期,伴隨勞動力成本上升,中國低成本優勢正逐漸成為歷史。

四重風險 橫亙其前

「十四五」時期,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度調整、百年未遇之大疫情嚴重衝擊、百年奮鬥目標邁向新階段三大背景,中國經濟排雷清障可謂勢在必行。綜合視之,六大風險,橫亙其前。

一、金融風險

「十四五」時期,金融風險仍是待解之題。中國社科院報告顯示,2020年上半年槓桿率增幅為21%,由上年末的245.4%,升到266.4%。「十四五」是中國金融風險易發多發期,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將進一步顯現,風險釋放壓力將持續增大。

未來五年,房地產作為中國短期刺激經濟手段傾向仍然存在。2020年1至7月數據顯示,房地產開發投資韌性十足,率先實現了3.4%正增長。疫情衝擊下,熱錢違規流入熱點樓市仍不鮮見。

疫情衝擊下,中國「六大行」等巨無霸國有銀行,集體出現「淨利潤下降」和「不良率上升」。上半年,六大行淨利潤同比少賺700多億元,日均少賺4億元。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企業宣告破產倒閉。據企查查專業版數據顯示,2020年1至7月,共有231萬家企業註銷倒閉。江蘇作為中國經濟強省,前1-7月,倒閉企業數量高達23萬家。

而從全球情況來看,為應對衰退,當前各主要經濟體採取的「高債務、低利率、低增長」非常規政策或將常態化,預計2020年和2025年全球宏觀槓桿率將分別達到255%和270%。隨着量化寬鬆力度加大,「十四五」時期,全球爆發債務危機、貨幣危機、銀行危機、股市危機等金融危機概率顯著升高。

二、消費疲弱

消費作為中國官方最看重的三架馬車之一,「十四五」時期對中國經濟撬動的意義不言可喻。

但在疫情衝擊下,中國消費卻疲態頻顯。中國官方數據顯示,7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1.1%,降幅比上月收窄0.7%,環比出現近幾個月以來首次負增長,較6月環比減少1.04%,消費端整體依然偏弱。

消費不振,主因是實際收入和預期收入的減少。其中,低收入階層在收入方面受到的衝擊大於中高收入階層,收入差距被疫情放大。中低收入居民消費呈較大幅度負增長,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居民之間收入和消費差距正急劇擴大。

三、老齡化

有數據顯示,當前中國每年勞動年齡人口減少800萬,而老齡人口增加1200萬。「十四五」時期,中國老齡化將進入加速期,勞動力供給將繼續下降。到2025年,預計中國60歲以上人口佔比將達20.5%,65歲以上人口佔比將接近14.0%,勞動年齡人口將繼續減少2000萬人左右,比重降至61.5%。

人口老齡化無疑將影響消費需求、勞動力供給、儲蓄和社會保障,造成居民消費傾向降低,勞動力成本上升,居民儲蓄率降低,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費用負擔加重。

此次新冠疫情已暴露出中國醫療衛生體系、社會管理、應急管理等方面諸多短板和問題。從「人口紅利時代」到老齡化時代,「十四五」時期的中國所面臨的「短板問題」將更為嚴峻。

四、產業鏈外遷

新冠肺炎疫情不僅對全球經濟發展造成衝擊,更加速了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深度調整,引發世界範圍的大變革、大調整,包括世界貿易、投資、產業鏈在內的經濟貿易格局同步發生深刻變化,國際環境日趨複雜。

全球化遭遇回頭浪,全球多邊治理機制進一步削弱。疫情後「去中國化」力量更趨凸顯,西方國家對中國技術和投資限制進一步增強,中國技術升級步伐或進一步放緩。「十四五」時期,中國對外開放將面臨更多非經濟因素影響,該時期將是中國應對國際摩擦並進行戰略性布局的關鍵期。

疫情和逆全球化衝擊下,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布局由成本至上轉向成本、市場、安全等多因素並重。主要經濟體、跨國公司進一步調整其產業布局,在「市場開放優勢」與「國家安全需要」之間找尋新平衡。

「十四五」時期,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分散化、多中心化趨勢將進一步加強,北美、歐洲、東亞三大生產網絡將強化「內循環」,原有分工格局將發生重大調整。為適應國內經營成本上升和經濟結構調整,產業鏈遷出中國壓力將進一步增大。

四大戰役 闖關奪隘

編製和實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是中南海治國理政的重要方式。2021年開始,中國將正式進入「十四五」時期。2020年金秋召開的中共五中全會,為「十四五」規劃謀局定調。

「十四五」無疑至關重要。其不僅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的第一個五年,更是中國擺脫經濟低谷完成疫後復甦,並實現「由大變強」,從「富起來」走向「強起來」的關鍵節點。

故此,「十四五」規劃編制必須突顯「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歷史交匯和承上啟下特點,既須鞏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成果,又須確保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良好開局,可謂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

當此關鍵歷史關口,種種跡象顯示,雙循環+高質量+創新+改革,將成為「十四五」規劃關鍵詞。

其一、雙循環

對於中國經濟遭遇的「內外逆風」,「十四五」時期,中國必須打好跨週期「持久戰」。而要實現這一點,雙循環可謂是題中之義。

扛起內需大旗,逐步減少對國際市場尤其西方市場的依賴,強化產業鏈,建立統一大市場,通過擴大對內開放、破除市場壁壘、釋放增長潛力和壟斷資源,激發市場活力等方式加速產業鏈的調整,實是勢在必行。

中國國內市場的結構調整,將帶動整個亞太地區、「一帶一路」國家及全球產業鏈變革。中國將與東南亞、非洲、南美形成有別於傳統歐美市場的新國際大循環。

在全球經濟陷入低迷,國際政治局勢動盪不安的大環境中,「雙循環」不僅將成為抗禦全球逆風的對外策略,亦將成為中國發展自身經濟的中長期政策核心。

其二、高質量

「十四五」將是中國從小康社會向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邁進的關鍵過渡時期。在防範化解內外風險的同時,中國經濟發展將實現從「量的飛躍」轉向「質的提升」。

未來五年,中國需適應經濟增速放緩,為高質量發展創設有利環境,降低高槓桿所可能引發的結構性失衡,從而有更多的時間和路徑,解決資源緊缺、環境污染等長期社會問題。

新五年規劃於2021年兩會方能亮相,但有些主線已日趨明朗。預計中國將把經濟增長目標設定在6%甚至更低,低於「十三五」計劃期間6.5%的平均增速。

其三、創新驅動

「十四五」時期,隨着中國經濟降速,經濟增長模式將從過去的要素投入型轉向創新驅動型。

未來五年,中國超大規模市場的創新迭代優勢將進一步強化。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將推動信息基礎設施持續升級,5G、大數據、物聯網、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新基建」將快速廣泛滲透於經濟社會各個領域,促進傳統產業轉型。

有觀點指,從中美貿易戰在科技、金融領域的較量看,中國雖有全產業鏈優勢,但大部份產業仍處於中低端,而在高端產業和一些關係國防和經濟金融安全的戰略性產業上,中國自主創新能力差,被美國卡脖子,從而成為中國發展短板。

以新型舉國體制盡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在產業和金融上重點補短板,將成為「十四五」時期的主攻方向。

其四、市場化改革

作為體制轉軌型國家,中國後續增長動力,更多應來自於制度改革。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重要來源,是巨額剩餘要素的配置改革,結構性改革將支撐中國長期經濟增長。

當前,中國經濟「內循環」是在中國居民的消費力不足、經濟的房地產化、市場經濟發育不成熟的前提上提出的,上述問題不解決,以內需為主導的經濟體系將難以確立。而破解上述難題,進行一系列重大制度改革,特別是基礎性制度改革,可謂勢所必需。

因此,通過改革消除資源配置扭曲,實現生產要素全面市場化,將勞動力、土地、金融資源配置到生產率更高領域,加快新舊動能轉換,釋放經濟增長潛能,已成「十四五」時期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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