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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象牙塔傾斜了嗎(2020.12)

發布日期:2021-01-06

☉文/子瞻

從成都大學黨委書記在微信朋友圈發出絕筆信後自溺身亡,到四川音樂學院三名聲樂教授涉嫌藝考受賄被紀檢監察機關帶走調查,再到大連理工碩士研究生留下遺囑後自縊於實驗室,中國象牙塔內發生的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件不斷充斥着輿論場,吸引着公眾眼球,同時拋出一個發人深思的問題——中國的象牙塔傾斜了嗎?

人們常言道「校園即社會」,近來在中國高校發生的諸如校長腐敗、論文抄襲、學術造假、教授性侵、博士跳樓等熱點事件無不例外地成為觀察中國社會的重要範本。如果僅從個案來看,外界或許在一時的輿論喧囂中只看到不斷刷新認知的悲劇、慘劇與鬧劇。但如果將新聞看作「合訂本」來縱向分析,上述事件均存在值得關注的共同點,而其共通之處往小看,或許正是此類問題出現之緣由,往大看,或許正是中國社會特定癥結之所在。

在眾多的共同點之中,「權力」二字無疑是最為明顯的特點。無論是控訴校長打壓自己的書記,還是對學生漠不關心的老師,無論是綁定在藝考產業鏈條上的教授,還是僅在聚會上才能見到的導師,從中都可以見到「權力」作祟的痕跡,其或是權力鬥爭,或是權力黑箱,或是權力尋租,或是權力失衡。

成都大學黨委書記自溺身亡:權力黑箱

10月15日,即將年滿50歲的成都大學黨委書記毛洪濤在個人微信朋友圈疑似「絕筆信」的長文,稱自己在成都大學一年的工作因遭受排擠而失敗,並在多處表露出輕生念頭。隨後,毛洪濤失聯,其手機始終處於關機狀態。毛的家人、同事、學生多方報警,成都市溫江區警方受理後開始全力查找毛洪濤的下落。10月16日,毛洪濤遺體在江安河溫江段一河道內被找到,初步判斷為溺水身亡。

在毛洪濤的「絕筆信」中,矛頭直指成都大學校長王清遠,稱「一路走來,遇到過小人、偽君子、邪惡的人性,王清遠,是極致了」,他直言王清遠「披着學者的外衣,滿心名利追逐。在成都大學建立起的利益集團和獨立王國,強力防禦着全面從嚴治黨和黨委領導下校長負責制的政策要求,連續擠壓三任黨委書記。」

此外,毛洪濤還歷數王清遠所主導建立的成都大學政治生態多宗罪,例如「不講政治,破壞規矩,拉幫結派,排仁異己,管理混亂,隱患叢生,營私舞弊,獨斷專行,中飽私囊,無視群眾利益,短期行為,貽誤事業發展。」

目前,成都市已經成立聯合工作組對有關情況進行全面調查,成都市教育局局長劉強任成都大學黨委書記,暫時為該事件劃上了並不完美的「休止符」。這一場被外界普遍看作權力鬥爭導致的悲劇,或許用毛洪濤自己的話概括最為準確——是制度機制建設、治理體系健全如此艱難,甚至無助到付出生命的代價。

當黨政權力衝突時,一方面缺乏調和機制,事務之爭逐漸演變為個人之爭,以致於最終變成對個人品性的控訴。另一方面,權力對抗背後是權力劃分不明確造成的體制性問題。在高校中,「黨委領導下校長負責制」儘管常掛嘴邊,但是對於所管理事務如何進行權責清晰的劃分和界定,是高校乃至整個教育界一直面臨的癥結所在。權力界定的模糊性直接導致實際工作中的「人治」因素大於「制度」因素,進而體現為個人衝突。

與其將毛洪濤的悲劇視作權力鬥爭的結果,不如說是權力黑箱的魔咒。在自上而下的任免機制中,必然決定了高校領導工作的對上負責制和缺乏平級監督。在一個金字塔結構的權力體系中,無論是黨委書記還是校長都是由上級控制、任命、監督,缺乏足夠的透明度,進而形成權力黑箱。當二者產生矛盾分歧,或形成利益集團時,由下到上學生和教授更沒有辦法進行有效監督,最終的結果只可能是以一方的徹底失敗而告終,在毛洪濤事件中,這一「徹底失敗」是以生命為代價。

換言之,毛洪濤事件看似是鬥爭的結局,其背後是行政治校的惡果。行政治校的特點其一是管理者權力缺乏受認性基礎,來自於自上而下的任命,其二是權力高度集中缺乏民主決策和透明監督,僅需對上負責。因此,當封閉的權力黑箱缺乏必要的監督機制和反饋機制,高校其他重要主體難以參與到學校的管理之中,以行政權力為導向的治校模式只可能導致一味的「言聽計從」,或奮起的「魚死網破」。

四川音樂學院三教授被查:權力尋租

如果說找一個權力尋租在高校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每年的藝考無疑是最佳場合。6月30日至7月10日,四川音樂學院聲樂系教授楊婉琴、費莉和鄧芳麗先後被紀檢監察機關帶走調查,媒體報道稱相關案件涉藝考招生腐敗,這是繼2016年以來四川音樂學院近年第三起涉招生腐敗案件,前兩起分別涉及該院聲樂系教授和黨委書記,曾轟動藝考界。

5月18日,四川音樂學院黨委會開展專題學習,提出「以刮骨療傷的勇氣,用鐵的手腕大力整治嚴重敗壞學校聲譽、坑騙考生錢財的違紀違規違法行為」,同時告誡全校師生員工「自覺維護學校形象,珍愛工作崗位,真正認識到學校好則大家好,學校損則人人損」。諷刺的是,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其後被調查的聲樂系教授鄧芳麗還發表學習體會說:「一定珍惜當前學校發展的良好局面,堅決同一切歪風邪氣作鬥爭!」

更為弔詭的是,媒體爆出三人被查是源於培訓機構的舉報。事實上,培訓機構同樣是藝考鏈條上的深度參與者,聲樂系通過培訓機構組織招考生意,由培訓機構向考生收取賄款,降低直接交易的風險。在這條潛規則下,培訓機構充當了「白手套」,考生和家長無法掌握評委受賄的直接證據。作為回報,培訓機構可通過層層加價獲利。

然而今年,聲樂系上調了「價格」,這無疑侵蝕了培訓機構的利潤,打亂了培訓機構的陣腳,引起機構的不滿。從某種程度上說,四川音樂學院三教授被查是與培訓機構「分贓不均」,導致後者充當「污點證人」的荒唐結果。

綜觀四川音樂學院被查的三人履歷,她們都有在該校求學的經歷,年齡相近。高校中的「門閥系統」極其容易形成利益集團,為權力尋租打下基礎。對於這一情況,監管部門也曾「重拳出擊」。據媒體報道,今年以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共通報近28名高校廳局級領導遭到查處,其中高校黨委書記、校長及院長佔比超過七成。在物資採購、科研經費、基建工程等領域腐敗問題多發。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10月19日刊文指出,「對高校腐敗問題必須大力整治,堅決把象牙塔裡的蛀蟲清除出去」。與此同時,中央加強對中管高校黨組織的巡視,31所中管高校自身建立起了巡查制度,以落實監督。但從實際效果看,加強巡視和查處個例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高校權力尋租問題。運動式的治理模式僅在糾偏上有所作用,在一時之內可以治標但並未能觸及沉痾以治本。與此同時,當運動式治理成為常態化之後,其效果每況愈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導致高校腐敗花樣頻出。

因此,如何拉上藝考的「簾子」,從規則制度設計上着手,使得藝考評判權力避免集中於少數人之手成為關鍵。有專家建議,如果能在評價過程中建立全國範圍的專家庫,隨機把視頻發送給異地專家進行評審,這就能提升校考的公信力。當前,四川音樂學院藝考制度中,七名評委中僅有兩名校外專家,預計這一比例將在此次藝考腐敗醜聞爆出後大幅提高,並將專家範圍擴大到省外,真正從制度層面規避評定權力集中。

大連理工大學研究生自縊:權力失衡

10月13日凌晨,大連理工大學一名碩士研究生在實驗室身亡,該學生在微博上公開發布的遺書引發社會關注。其在遺書中盡述就業形勢嚴峻、科研項目遲遲沒有進展、導師平日裡的漠不關心和結業前的空前壓力,而最終只剩下絕望。

在輿論關注現在「年輕人為何抗壓能力弱」時,高校中的導學權力關係這一更值得被討論的話題卻逐漸失焦。該學生在遺書中描述的與導師相處細節引人深思,一方面導師不斷催促學生「趕緊着手構思專利,不然趕不上畢業」,另一方面,該學生所在的科研小組平時「連組會都不開,除了每年年末老師請我們吃一頓飯,年中夏天帶我們跟當屆畢業生一起出去玩一次之外,並不怎麼主動跟我們見面」。

與這樣鬆散的管理形成明顯對應的,是武漢理工大學研究生陶崇園自殺事件、西安交大博士楊寶德自殺事件等,導師對學生的精神壓迫乃至人身控制均被指為導致學生自殺的重要原因。然而,不論是漠不關心還是嚴酷壓搾,其背後均反映出導學關係在權力上的嚴重失衡,前者是導師有權可以根本不管學生,後者是導師有權可以隨意控制學生。當導師對於學生有絕對權力優勢時,鬆散還是嚴苛僅僅成為導師使用權力的手段,而無論是哪一種手段都可能導致悲劇性結果。因此,通過改變評價體系來調整導學之間的權力關係理應成為制度性措施。

11月11日,教育部網站公布《研究生導師指導行為準則》,明確導師不得要求研究生從事與學業、科研、社會服務無關的事務,不得違規隨意拖延研究生畢業時間;構建和諧師生關係,導師要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加強人文關懷,關注研究生學業、就業壓力和心理健康,建立良好的師生互動機制;不得侮辱研究生人格,不得與研究生發生不正當關係。

有評論指出,長期以來,社會上都有「約束導師權力」的呼聲,但在制度探索上,導師受到的約束有限。大都是在事發之後,以「違反師德師風」之名進行懲罰。如今教育部在制度建設上邁出一大步,有力釋放了「重建導學關係」的決心,有利於扭轉目前的畸形現象。尤其在落實上,教育部強調,對違反準則的導師,視具體情況採取約談、限招、停招、取消導師資格直至清除出教師隊伍等處理措施,同時把導師履責情況直接納進學位授權點合格評估和「雙一流」監測指標體系,這一舉措或將形成真正的震懾力。

如何扶正傾斜的象牙塔:用制度關住權力

從上述事件可以看出,權力的幽魂在其中暴露無遺。成都大學黨委書記的唏噓在於權力黑箱缺乏監管進而滋生權力鬥爭的空間,四川音樂學院的藝考腐敗在於權力集中導致尋租,運動式治理難以根治,大連理工碩士研究生的悲劇在於導學權力失衡,在特殊環境下進一步加劇學生早已不堪重負的心理壓力。

當人們從高校發生的種種荒誕中討論象牙塔是否傾斜時,應該看到扶正象牙塔的方式在於通過制度對權力進行合理的分化和制約,通過自下而上的機制構建權力的合法性,通過公開透明的外部監督真正使得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對於高校的治理結構,《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提出了「黨委領導、校長負責、教授治學、民主管理」的要求,實則從政策層面確認了高校政治權、行政權、學術權、民主權四項權力的分配和布局。然而在實踐中,民主管理在四項權力中長期處於最弱的位置。

由此可見,高校權力結構在宏觀上的不平等直接導致其在微觀實踐上的亂象,過於強勢和集中的權力壓制了學術和民主權力的正常訴求,在未來革除重重弊端必然決定在宏觀上對高校各類權力進行重新合理分權,讓政治權、行政權、學術權、民主權各司其職,進而改變單一的行政治校模式。

中國教育改革呼籲了幾十年,改到目前的狀態,仍令民眾不滿,教改的口號喊得震天響,但暴露出的問題越來越多,下一步如何辦?唯有將真改革一步一步落到實處,別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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