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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屢曝「虐童」事件誰之過?(2018.1)

發布日期:2018-01-23

☉文/稼韌

201711月,媒體曝光上海攜程親子園存在疑似傷害幼兒身體的行為。警方迅速將三名涉嫌虐童者依法刑事拘留,親子園閉業整頓。滬上風波未甯,北京知名的「紅黃藍」幼稚園又曝「虐童門」。在多起虐童事件後,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發出緊急通知,部署在全國開展幼稚園規範辦園行為專項督導檢查。專家指出,內地虐童事件中固有個別、偶發性因素,但也暴露出內地幼稚園教育存在系統性問題,必須從教育生態建設的角度,全方位檢討和行動。只有揭開瘡疤才能更好地治癒傷痛。

2017年入冬後,上海、北京等地接連發生幼稚園虐童事件。由於手段令人髮指,且事發於優質幼教機構,一度掀起輿論怒潮。

回溯虐童事件的發酵鏈條,可以發現社會治理等諸多方面存在漏洞。執政部門應惕厲自警、亡羊補牢。

「虐童門」攪動社會情緒

11月上旬,上海攜程親子園被曝存在疑似傷害幼兒身體的行為。據警方最新通報,其中三名工作人員因涉嫌虐待被監護、看護人員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親子園閉業整頓。

網路上流出的多段監控視頻顯示,虐童發生在晨時和午間。視頻中,一名黃衣老師把小女孩拉扯到自己跟前,把其書包甩到地上,隨後擊打女孩頭部並將其推倒。另一段視頻中,老師把一管芥末餵給坐成一排的孩子們,被灌餵後的孩子開始哭泣。在其他監控證據中,還出現了老師用板凳腿卡住孩子雙腿向上猛壓的情況。

該親子園係知名上市公司攜程的內部幼托機構,主要為增進員工福祉而設。由於攜程不具備辦園資質,將該親子園委托第三方機構——《現代家庭》雜誌社下屬「為了孩子學苑」管理。經調查,該雜誌社是上海市婦聯直屬單位。

事發一週後,上海市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就「攜程親子園事件」發聲稱,「這是一起嚴重傷害兒童的惡劣事件,社會影響極壞」。該市婦聯負責人表示,汲取事件教訓,並向受害兒童、家長和社會道歉。

根據已進行體檢和心理諮詢的部份幼兒報告,該園有3名兒童存在應激反應,說明出現不同程度的心理創傷。

滬上風波未寧,京城又曝「虐童門」

11月下旬,北京朝陽區紅黃藍幼稚園被揭發幼師「針拮幼童」。有家長出具的診斷書指,孩子上肢「數處有針尖大小的白痂」,「不排除外力所傷」。

在幼兒家長的控訴中,還包括「裸體罰站」、「餵食藥片」等情節。

但據警方公布的階段性調查結論,除了確認22歲劉姓女教師用縫衣針拮「管教」不睡覺的幼童外,尚未發現更多侵害情況。針對網傳「群體猥褻幼童」等內容,警方核實指趙姓女家長承認編造不實言論。對於電視台報道有學生被餵藥,警方則指係家長誘導詢問、媒體誤傳所致。

由於涉事班級閉路電視硬碟損壞,未經完全修復。警方稱,對此案還要進一步開展工作,並承諾「對於涉嫌侵害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行為,公安機關將一查到底,堅決依法嚴厲打擊」。

虐童事件被揭發後,北京市教委啟動了全市幼稚園「安全隱患大排查工作」,宣布建立各級各類幼稚園辦園行為動態監管檔案數據庫,同時每所幼稚園配備一名責任督學,強化師資管理。各區幼稚園也被要求增設攝像頭,實現監控全覆蓋、無死角。

就在北京進行「大排查」的同時,鄰省河北滄州紅黃藍幼稚園再次發生虐童事件。媒體報道指,該園老師涉嫌用牙籤扎幼童、強塞饅頭、體罰等。這家當地的高端私立幼兒機構已被政府勒令停業整改,調查結果尚未公布。

加強教育「供給側改革」

攜程親子園因有政府資源背書,曾被描述為示範性兒童托管項目,多次接受領導視察。而被連環曝出虐童問題的紅黃藍幼稚園,則是內地幼教市場的明星企業,日前成功赴美上市。

虐童事件中固有個別、偶發性因素,但也暴露出內地幼稚教育存在系統性問題,必須從教育生態建設的角度,全方位檢討和行動。

首要一點是認識到教育資源的供求失衡問題,從而在源頭進行預防和化解。

內地教育學者熊丙奇指出,虐童事件屢禁不止,肇因有三點。

一是政府投入偏少,優質教育資源稀缺,導致家長在與幼稚園的博弈中處於劣勢,市場淘汰機制失效。二是內地幼教師資匱乏,教師勞動強度高,許多幼兒難以得到精細化照料。三是監管方面存在短板,既有多個部門「九龍治水」的問題,也有監管盲區和灰色地帶。

據統計,當前內地學前教育在園人數約4400萬。按照教育部的規定,全日制幼稚園教職工和幼兒比例需達1:51:7。而現在符合資質的幼師只有249萬,缺口超過一半。

隨着內地推行全面二孩政策,將給幼教領域帶來更為深刻的衝擊。

調查研究顯示,從2019年開始,內地學前教育階段在園幼兒數將出現大幅度增加,至2021年達到峰值,屆時幼兒教師和保育員預計缺口超過300萬。

同時,由於內地幼兒教師薪酬偏低,從業者普遍學歷不高。據新華網早前報道,內地本科畢業的幼師,月收入為3504元(人民幣,下同),比全國本科平均水平低20%。職業中學畢業的幼師更遠低於此。

在學歷方面,根據教育部年度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內地幼稚園的專任教師、園長人數約為250萬,專科學歷佔五成以上,有22.4%的教師只有高中及以下文憑。

而在美國、加拿大、歐洲等國家,從事幼教工作普遍須要具有學士學位或相當學歷,並且要進行試用、統一考核,滿足法定條件後,才能拿到資格證書從事幼教行業。

其中,考核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例如在英國,新教師要由督學、校長、學科組長幫助從事教學工作,試用期12年,再由指導者寫出鑒定,合格者方能獲得教師許可證,再獲正式委任。

從香港的實踐看,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機制,可將幼稚園中的虐童風險降到最低。例如教育局充任的「把關者」角色,就值得內地借鑒。根據《教育條例》對學校聘請教師作出的規管,任何人士想成為教師,需主動向教育局提出註冊申請,局方則會逐一核查申請者的數據,如有需要,或會向警方核查個人信息。此外,香港學校平時也會較為留意教師的心理變化,如有異常,能及早發覺並勸喻教師休假,降低情緒失控導致事故的偶然性。

當前,內地幼師行業也急需一場「供給側改革」,進行立足長遠的政策設計。例如,可以通過高校專業設置和招生傾斜來擴大人才供給,並創造更好的職業發展條件,引導學前教育人才向相關行業流動。同時優化存量資源,加強幼師的在職培訓,提升教師專業化水平。

這不僅需要加快圖紙設計,也需要政府部門投入真金白銀。特別是優化財政教育資金支出結構,適度增加對公共基礎教育領域的投入,提高幼師待遇。而在其它可以引入社會資本的領域,例如高等教育方面,則可以加大開放力度,削減財政負擔。

多方面完善「法治拼圖」

在多起虐童事件後,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發出緊急通知,部署在全國開展幼稚園規範辦園行為專項督導檢查。

12月初,北京市教育部門宣布印發實施《幼稚園責任督學掛牌督導暫行辦法》,對責任督學的工作範圍、政策保障等予以明確。此舉被視為建立幼稚園監督長效機制的一種探索。

除了督導檢查外,幼童的權益保護還需要更為堅實的屏障——法律保護。針對虐童行為,內地刑法中不乏相關條文,如故意傷害罪、虐待罪等。201511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擴大了虐待罪適用範圍,增設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罪等,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對施暴者進行法律制裁的困境。不過總體來看,現行法規仍存在入罪較難、懲治力度不夠的問題,使得虐童的法律預防和執行效果不佳。

故意傷害罪和虐待罪,對於損傷結果都有較高要求。以輕傷為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等五部門公布施行的《人體損傷程度鑒定標準》規定,諸如顱骨骨折、牙齒脫落或者折斷2枚以上等情形才可構成輕傷。有資深檢查官指出,這些傷害如果發生在兒童身上,後果遠較成人嚴重,但目前法律適用標準並無不同。因此,兒童身體被扎幾個針眼要按故意傷害定罪在司法實踐中幾無可能。當前需要降低針對兒童侵害的「物理標準」,或者單獨針對虐童立法,才能加大對施暴者的打擊力度。

此外,無論是虐待還是性侵,對幼兒的心理傷害往往比物理傷害影響更深。但是在內地刑法評價中,心理傷害因素往往被邊緣化,其標準也和成人無異。在司法實踐中,即使有少數精神損害賠償的案例,也只有象徵性的數額,這對被害者所遭到的創傷和將來可能用於心理恢復需要的救濟而言,完全不成正比。

加之內地針對虐童的處罰較輕,僅規定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刑罰,總體令虐童的違法成本過低,不利遏制「亂象叢生」。

官媒《人民日報》近日發表評論文章認為,必須通過梳理和總結案例,在舉證查證、快速回饋等方面探討可行性措施並廣而告之,拿出更權威的法律解釋、更有效的執法示範,才能讓法律長出更鋒利的「牙齒」,讓定罪和處罰更具針對性、更有威懾力。

一系列國際性的調查表明,兒童在機構被虐待並不是一個新出現的問題。但直到上世紀80年代,機構中虐待兒童才被提出。雖然虐童現象至今難以根絕,但是可以通過法律加強預防和行為矯正。

例如韓國自2014年實施《兒童虐待犯罪處罰特例法》,重懲虐童罪行,並規定了舉報犯罪的義務。日本則早在2000年就出台《兒童虐待防治法》,並在2004年修訂該法,作出不少改進。

日韓在針對虐童的立法方面,都清晰釐定了「兒童虐待」的形態。主要包括4類:身體虐待(劇烈搖晃嬰兒、毆打孩子等);心理虐待(無視、威脅、讓孩子看到家暴等);性虐待(性侵、威脅、讓孩子親眼目睹性行為等);放置不管(斷食、把孩子單獨鎖在車裡等)。這給刑罰追責提供了裁量依據。

此外,日本還在2009年修改《兒童福利法》,首次將兒童保護設施內的暴力傷害和猥褻等定義為「虐待」,並對兒童福祉司的人員任用基準做了更為嚴格的規定。

《兒童福利法》在日本實行了半個多世紀,在英、德等國都已有上百年的歷史。內地學界近年也頻頻呼籲,盡快制定《兒童福利法》,從法律層面來確立兒童是國家基礎未來的理念,從頂層設計的角度釐清國家、社會和家庭在保障兒童福利方面的責任,確定兒童普惠福利制度的方向和具體安排。

從國際比較視野看,反虐童法案除對施暴者加以懲戒外,對其所在機構也給予相應處罰,包括嚴重情況下吊銷營業資格等。此外,對於行政管理部門在審批監管上存在的疏漏,如能證實與犯罪發生具有因果關係,也應追究責任。

在內地「辦園難」同時無證機構又管理混亂的情況下,需要特別關注有無利益尋租、瀆職等一系列深層問題。中國教育部近日宣布,正在積極推進學前教育立法,並已經啟動相關程序。此舉將為依法辦園、規範管理提供法治保障,在保護兒童權益方面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宜應再接再厲。

提升處置公共事件能力

面對近期虐童事件引發的洶湧輿情,有關部門在輿論疏導方面未能有效展開工作,一定程度上導致民間情緒蓄積,效果適得其反,亦應引以為鑒。

在多起幼稚園事件曝光後,大量線民湧入網絡和社交媒體平台形成「廣場式討論」,微博話題高居熱搜榜第一位,但隨後被「快速、一刀切」的信息處置策略所大範圍清除。

從監管初衷而言,這一操作旨在給極端輿情事件降溫,防止輿情升級演化帶來線下危機,從維穩角度講可以理解。

但也有傳播專家指出,真相的面世本身就需要媒體、公安、調查機構與時間賽跑,倘若事實跑太慢而信息管控跑太快,容易造成「核心事實饑渴」,形成公眾接收信息混亂,甚至產生「被刪即真相」的錯誤聯想,連帶損傷官方公信力。

而正確的操作則是需要政府關切輿論「痛點」,通過高效、專業的回應,掌握輿情處理的主動權,為安撫民意、挖掘真相、維護公正創造更多有利條件。

值得肯定的是,在紅黃藍幼稚園「虐童門」曝光後,解放軍老虎團政委及時回應了多個核心問題,包括軍人是否參與違法違紀活動等,闡釋清晰且態度誠懇,贏得民間好評。

可以說,虐童事件考驗的是一個多層次社會治理體系的自我修正能力,除了要加強教育生態的制度構建、築牢法律籬笆外,還要以更加現代化的治理能力處置公共事件。這不僅關乎個體權益與社會公正,也關係到在治國理政中能否強化政府和民眾的信任紐帶。

如前所述,虐童不是個別國家和地區的問題,揭開瘡疤才能更好地治癒傷痛。愛爾蘭、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等許多國家的公共調查顯示,全球虐童範圍之廣十分驚人。眾多兒童曾在「看護」機構度過創傷性的時期,其負面影響經常被後來的虐待和忽視所加劇。

政府除了在政策、立法改革等方面應採取關鍵舉措外,還可以啟動公共調查手段,以特設機構的形式,查明事實、分配責任。

此類調查不僅能反映當代關注的問題,其報告還可以型塑公眾討論與國家歷史,起到推動制度進步的作用。其他國家的經驗表明,調查和媒體的報道工作可以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這對於全面評估和應對兒童虐待問題是十分重要的。

公共調查報告與其說是一種時代內容,毋寧說是一種治理形式——它象徵着社會的開放和透明、傾聽弱者聲音的政治理念的切實應用。國內外的歷史經驗還表明,每個社會階段都會有新的問題湧現,這些問題不僅是挑戰,也意味着新的契機,關鍵是要正視困難,正確行動。其實不妨以開放的取態,將各種觀點引入公共討論,從而更廣泛地在公眾語境中發揮寶貴的教育作用,引發社會規範、價值觀等集體知識方面的轉變。社會觀念的進步,將給更多孩子提供「保護傘」和「庇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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