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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對派將何去何從(2021.1)

發布日期:2021-01-28

☉文/文軒

從激進回歸溫和,開始定然不會被激進選民所接受,無論在接下來的立法會選舉還是區議會選舉上,都要經歷一段陣痛期。但隨着陣痛過去,反對派若能發揮出監督政府的作用,提出具建設性的意見,在沒有激進派惡性競爭的情況下,必然能夠重新贏得選民的支持,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隨着《香港國安法》的出臺,香港的政治形勢發生了180度的轉變,原本不可一世的反對派無論是臺前還是幕後,逃亡的逃亡,被捕的被捕。民主黨和公民黨這傳統的反對派兩大黨也是分崩離析,潰不成軍。香港以後是否還有反對派的立足之地呢?

「大老虎」相繼被捕

最近反對派的日子可是相當難過,被指是亂港勢力幕後金主的壹傳媒黎智英接連被起訴詐騙、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罪,去年12月被押上法庭時還得到甲級重犯的最高規格待遇,包括以俗稱「鐵甲威龍」的甲級重犯專用裝甲囚車押送,其本人被鎖上手銬,同時腰纏鐵鏈。香港所謂甲級重犯,通常指判囚十二年重刑的犯人,上一次當局出動「鐵甲威龍」,是2018年押送被國際刑警通緝的印度裔疑犯文子星。黎智英有此待遇,可見案情之重。這個案子押後到2021年4月再訊,期間黎智英再度向上訴庭申請保釋,最後,以1000萬巨額保釋金,黎智英才得以取保候審。

在此不久之前,「港獨」組織「香港眾志」前首腦黃之鋒、周庭、林朗彥因去年6月的包圍警察總部案,分別被判囚13.5個月、10個月和7個月。當中頗有意思的是,年僅24歲的黃之鋒已經是第四度入獄,這次入獄也正是因為在上次出獄4天後號召暴徒包圍警總,可謂無縫連接。黎智英和黃之鋒過去頻頻勾結外國勢力,算得上是老嫩漢奸中的代表人物,如今雙雙落得如此下場,頗有殺雞儆猴之意。

反對派政黨日漸蕭條

另一邊廂,傳統反對派的兩大黨——民主黨和公民黨,也面臨着重大危機。先說公民黨,自從去年11月,該黨立法會議員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因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被DQ之後,公民黨就等於被貼上了反中亂港的標籤,不要說當立法會議員無望,就連留在區議會亦非易事,基本上可以說是斷絕了從政之路。公民黨內部一片哀鴻,去年聲稱有腦瘤的陳淑莊在延任之前就宣布退黨;曾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拉布」長達七個多月的郭榮鏗退出政壇;原本是飛機師的譚文豪則轉行去開茶餐廳。

除了首腦開始隱退,退黨潮也是一波接一波,其中被視為「明日之星」、原本準備競逐立法會港島區議席的鄭達鴻,與伍月蘭、陳諾恒、冼豪輝、譚家浚、俞竣晞合共六名區議員均已退黨。這樣一來,公民黨去年當選的32名區議員,已損失近五分之一。難怪之前有消息稱,該黨執委會及區議員曾經碰頭交換意見,討論是否解散公民黨。更令人唏噓的是,該黨去年11月換屆之時,史無前例地懸空原本由楊岳橋擔任的黨魁一職,因為根據公民黨的黨章,黨魁須為立法會直選議員,而現在已沒有任何一個黨員符合規定。

至於民主黨,同樣在DQ事件不久後迎來換屆,老一輩幾乎全部心灰意冷,主動退下火線,包括民主黨主席胡志偉不再競逐主席,資深民主黨黨員李永達、陳樹英、黃碧雲等退出中委會。那麼新班子是何許人也?主席由曾經叫囂「內地客是鴉片」的南區區議員羅健熙,在無競爭的情況下當選。至於兩名副主席,一個是專長抽水擦鞋,管一個新界支部竟可令大批黨員退黨出走的林卓廷;另一個是曾造謠「7·21」太子站死人的觀塘區議員梁翊婷。這樣的組合,顯示民主黨將繼續被激進派所控制。

然而,在香港走激進路線是何下場?民主黨有「癲鴿」之稱的許智峯已經作出了最好的示範。在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許智峯屢屢在暴亂現場阻撓警察執法,為暴徒作掩護;2020年在立法會審議《國歌法》期間,許智峯在立法會大廳更使用「生化武器」,將充滿惡臭的「臭彈盆栽」擲向主席臺。這麼一個街頭、議會兩不誤的激進先鋒,於去年11月底,在身負九罪的情況下瞞天過海、果斷出逃,從堂堂雙料議員(許同時還是中西區區議員),淪落成一介逃犯,其全家老小也無奈背井離鄉,到國外去與之「團聚」。

反對派較建制派更受重視

由此看來,香港的反對派已經被廢了武功。然而,這是不是意味着香港不再需要反對派呢?其實並不然。去年11月,新一份施政報告出爐後,林鄭月娥出席了反對派被清除出立法會之後的首個行政長官答問大會。按理說,沒有反對派在議會搗亂,答問大會應該更為高效,但事實不然。一份在社會上反響平平的施政報告,被讚得天花龍鳳,建制派議員一片阿諛,林鄭月娥也提不起勁,回答議員提問時,也只是在重複之前的說詞,毫無新意,和過去反對派在場時打起十二分精神的狀態相去甚遠。即便林鄭月娥承諾恢復一個月一次到立法會接受質詢,但這種形式主義根本毫無意義。

實際上,林鄭月娥素來重視反對派更甚於建制派。2018年3月,林鄭月娥上臺剛過半年,便帶着3名司長、多名局長和高級公務員的罕見陣容出席民主黨的周年黨慶,更即場捐款3萬港元,贊助民主黨李華明唱歌,其社交媒體帳戶更即晚貼出與民主黨人祝酒等相片,留言附標籤「#大和解」。這是建制派政黨不曾有的待遇。

2019年,即便修例風波發生後,林鄭月娥對反對派仍然抱有幻想,對建制派要求嚴厲執法、嚴懲暴徒的訴求充耳不聞,從而錯失了遏止黑暴的最佳戰機,令亂港勢力坐大,肆無忌憚的黑暴持續了大半年之久,如非疫情影響和《香港國安法》的出臺,黑暴不知要待何日完結。

去年疫情大爆發,林鄭月娥採取「專家抗疫」的對策,事無巨細皆聽專家之言,對建制派和社會各界要求全民強制檢測的呼聲仍舊不理不睬,任憑你喊破喉嚨,她只回一句「做不到」。實際上,適當聽專家意見並非不對,但抗疫需要考慮全局觀,例如從本地而言,要考慮許多行業已經處於垂死掙扎的狀態,要考慮市民困守一隅接近一年而仍看不見曙光的失望;從全國而言,要考慮香港作為全國抗疫最不力的一個城市,中央會如何看待,內地省市會如何看待,也要考慮與同屬特別行政區、卻早已清零的澳門會被人如何比較。這些都是專家視角所不具備的。說到底,抗疫是一項政治決策,而不是醫學決策。忠言向來逆耳,但這些話若出自反對派之口,相信多少還是會聽一些進去。

香港需要反對的聲音

反對的聲音更能令人清醒。只是過去香港的反對派走了一條歪路,在反對派的身份之外,給自己加上了漢奸、賣國賊的屬性。世界上許多國家或地區都允許反對派的存在,甚至認為應該有反對派的存在,但前提是反對派言行的出發點,必須是為了當地的利益,如果其言行出賣了當地利益,那麼對不起,須留你不得。這也是再正常不過的政治倫理。

然而,由於香港在《國安法》出臺前,處於完全不設防的狀態,外國勢力光明正大地滲透,跟本地反對勢力勾結,源源不絕的資金流入,哪個看了不心動?而且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既然亂港活動有其市場,你不幹自然還有別人幹,而且後來大家發現,行為愈激進還愈能收穫選票,名利雙收,不夠激的反倒會被選民拋棄,何樂而不為?所以可以明顯地看到,反對派在過去十年,被激進派所裹挾,不得不走上這條互相「鬥激」的道路,成為「佔中」、旺暴、黑暴等一系列亂港活動的始動力。

不過,《國安法》的出臺,卻成為反對派回歸正途的大好時機。筆者曾提出,在香港當反對派並不容易,他們要昧着良心才能說出那些顛倒是非黑白,煽動年輕人違法亂港的話,但未來反對派就可擺脫這一宿命。一來,叫囂「港獨」、暴力破壞社會秩序等激進言行在法律上不被允許,激進派在香港沒有發揮的空間,動輒被捕,所以羅冠聰、陳家駒、梁頌恆等「港獨」分子無一例外地選擇了流亡海外。如此一來,反對派就能掙脫激進派的束縛,重回理性的道路。二來,隨着亂港頭目陸續被捕,外部勢力失去了在港的代理人,對於那些失去利用價值的棄子,自然也沒有繼續投放資源的價值。在沒有利誘的情況下,反對派自然也就犯不着以身試法、鋌而走險。

從激進回歸溫和,開始定然不會被激進選民所接受,無論在接下來的立法會選舉還是區議會選舉上,都要經歷一段陣痛期。但隨着陣痛過去,反對派若能發揮出監督政府的作用,提出具建設性的意見,在沒有激進派惡性競爭的情況下,必然能夠重新贏得選民的支持,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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