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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稅改「衝擊波」中國如何接招(2018.2)

發布日期:2018-02-23

☉文/懿芳

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的大規模的減稅法案已獲通過,此舉引發全球震動。英國、法國、日本等有影響力的國家正在出台稅收新措,以應對美國減稅法案的「外溢效應」。面對衝擊波,中國怎麼辦?專家認為,減稅只是一條引線,其背後是國家與國家、政府與政府之間行政效率、治理能力的競爭。唯有練好內功,唯有繼續推進改革,才能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

毫無疑問,「減稅」將被列入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一周年的成績單。在2017年底,曾為巨賈的總統特朗普扮演了一回聖誕老人。他簽署了自1986年以來美國最大規模的減稅法案。該法案已先於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通過,自今年1月起實施。

錦上添花長效存疑

根據法案,美國聯邦企業所得稅率將從現在的35%降至21%;對美國企業留存海外的利潤進行一次性徵稅,其中現金利潤的稅率為15.5%;推行「屬地制」徵稅原則,即未來美國企業的海外利潤將只需在利潤產生的國家交稅。

在個人所得稅方面,大部份稅率有所下降,其中最高稅率從目前的39.6%降至37%。此外,個人所得稅標準抵扣額翻倍,但對地方和州稅等稅收抵扣設定上限。根據測算,以一個年收入7.5萬美元的美國四口之家為例,他們所要交的稅額將減少一半。

這一法案中有關企業所得稅的修改內容是永久的,個人所得稅變動的有效期則到2025年底。

可以看出,這次美國稅改的顯著特點是範圍廣、幅度大。此外,還體現重要的政策取向,即對拉動投資、吸引資金回流的高度重視。例如,為鼓勵投資,稅改法案規定資本品可直接扣除,而不必分5年通過折舊來扣除。

特朗普在近期發表的聲明中宣稱,對稅收體系進行改革,「將為美國經濟引擎注入燃料」。

政治觀察人士認為,最終版的減稅法案,雖然比特朗普的初期設想溫和了許多,但仍具有標誌性意義。除了經濟層面的影響外,這也意味着,特朗普與美國建制派的關係經過對抗、博弈後,在朝着彼此磨合、妥協的方向發展。可以看出特朗普本人政治成熟度的提升,這項新政也可能為共和黨的中期選舉積累籌碼。

在經濟層面,稅改對美國本土的效果可以從短期和長期評估。

——從短期看,美國經濟復蘇勢頭不減,減稅法案預計可以「錦上添花」。

根據國際投資機構的經濟學家預測,稅改對美國2018GDP的額外提振在0.15%0.4%之間。

基於美國1980年代以來的兩次大規模稅改考察(分別發生在雷根和小布殊時代),減稅之後都在短期內提振了經濟,並且都出現了企業利潤和投資增速加快、居民消費支出同比反彈的結果。

預計未來幾年,減稅也能起到類似效果。具體來說,本次法案可能在至少三個方面產生影響:

第一,提升企業利潤並促進投資。據美國稅務政策中心(TPC)測算,大企業所得稅率下調至21%,未來十年或可減少企業應繳稅額近2萬億美元。此外,設備投資費用化的實施,將在短期內進一步推動美國的設備投資回升。目前,美國的企業利潤和設備投資已經出現反彈。

第二,海外資本回流美國將提速。企業「匯回稅」的大幅優惠,疊加美國投資收益上升,將使更多企業有動力將海外留存利潤匯回,進而擴大本國投資。

據中金公司近期的海外研報稱,美國上市公司整體海外存留現金佔比約為65%。經估測,當前美國企業海外存留利潤總規模至少為3萬億美元以上,這些資金有一定回流需求。

第三,普遍增加居民稅收收入。據TPC測算,到2019年減稅將使美國個人平均稅後收入提升1.6%。其中,高收入群體的稅後收入提升幅度更大。經濟分析師預計,減稅能刺激居民的消費支出,但整體效果也將有限。

——從長期看,減稅的影響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特別是在債務赤字方面。

美國稅務中心的初步預測顯示,未來10年,該法案將讓美國聯邦財政赤字增加1.3萬億美元。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發布報告稱,稅改法案通過後,將在下一次總統大選前令政府債務增加約5000億美元,稅改實施的前五年將增加超過9000億美元,10年後則令政府赤字增加約1.45萬億美元。

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政府債務規模大增,聯邦政府債務率從2007年的56%升至2016年的99%,遠高於雷根和小布殊時期大減稅的50%左右的水準。

赤字和債務的雙攀升,將令減稅的可持續性面臨考驗。

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對當前的稅改計劃並不看好,直言這是「一個錯誤」。格林斯潘在近日接受採訪時表示,拋出財政刺激的時機還未成熟,當務之急是穩定債務局面。他還認為,稅收並不會產生足夠的增長動力推動經濟的發展。

雖然擴大的財政缺口理論上可以通過提高經濟增速、擴大稅基來彌補,但實現起來具有難度。

此外,從吸引資金的長期效果看,減稅的作用存疑。

梳理上兩次大規模減稅的資料可以發現,除了稅改對海外利潤匯回可以產生一次性影響外,在稅改後的四年視窗期,資金流入主要是美國證券資產(股票和債券等)。

至於本輪減稅後,是否能達到特朗普所期望的改善製造業和基礎設施投資的效果,還有待時間檢驗。

「稅改核彈」全球震動

於美國而言,減稅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企業競爭力和營商環境,重塑美國的國際競爭力,兌現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施政目標。鑒於全球最大經濟體的影響力,減稅法案的「外溢效應」引起了各界關切。

內地經濟學者認為,考慮到美國稅改方案中企業所得稅稅率已低於經合組織(OECD)的平均水平,各國出於維繫本國經濟競爭力的需要,出現全球性減稅浪潮的可能性很大,2018年或成為全球稅改大年。

一些歐洲國家已警覺並採取實際行動。法國在去年組建新的政府後宣布,2018年該國強制性徵稅金額將減少約70億歐元,此外還計劃在5年內將企業稅率降低至25%。英國政府在早前也宣布,到2020年將企業所得稅從20%降到17%

亞洲方面,日本也打響了「減稅發令槍」。去年12月,日本通過了最新減稅方案,具體措施包括:對積極加薪和增加設備投資的企業,法人稅負擔減輕到25%左右。在此基礎上,向對物聯網和人工智慧等創新領域投資的企業進一步政策傾斜,稅率最低可降至20%

據日本媒體報道,安倍政府原計劃在2018年下調企業所得稅稅率,但鑒於美歐減稅「大手筆」不斷,在緊跟之餘又加大了減稅力度。日本政府稱,今後「將根據海外減稅動作,進一步擴大減稅幅度。」

美國的貿易和投資夥伴也聯手採取了抗議行動。日前,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國等歐洲5國財長,聯合致信美國財政部長,稱減稅法案內容可能違反目前雙邊稅收協定和世界貿易規則,有嚴重扭曲全球貿易的風險。

這一說辭表面上看,是指責美國稅改方案中的特種消費行為稅和提高跨境金融交易稅率等規則有悖契約,可謂「師出有名」,但實情恐怕是擔憂稅率落差讓資金棄歐奔美。

應當指出的是,美國此次減稅實際上是全球稅收改革趨勢的一部份,與其說是美國稅改造成了全球減稅競賽,不如說是催化了這一行進中的過程。

在全球化和現代市場經濟普遍確立的背景下,各種資源優化配置的過程已放諸在世界範圍內進行。不同國家在稅率、稅基等方面的差異促使跨國企業四處尋求「套取稅收利益」的機會,各主權國也都在試圖通過稅收工具等來推動經濟增長,國家之間的稅收關係具有競爭、合作和協調的複雜性。目前看,競爭可能是現階段的主題。

美國稅改的外溢性影響,可以從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兩個維度分析。

從產業方面看,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將面臨一場深刻重塑。

內地經濟智庫學者認為,在流動性相對較大的產業,如先進製造業,未來投資的一部份可能轉到美國。因為此類產業對關鍵生產要素的依賴程度較低,更傾向於設在有較高技能勞動力和較好制度環境的國家,其產業選址亦更易受到稅收水平變化等因素影響。譬如,晶片巨頭博通公(Broadcom Corp.)計劃將其法定總部從新加坡遷回美國,其中就有部份稅改因素。

而流動性相對較差的產業,如採礦、零售和農業受美國稅改的影響較小。

若減稅切實提振了美國內需,則對全球貿易有一定促進作用。例如,機械電子、儀器生產、化學製品、基本金屬等與美國進口需求緊密聯繫的行業有望提高收益。

從金融市場來看,稅改的推行在短期內利好美元、美股以及美債利率,並對全球其他市場的利率、匯率形成衝擊,甚至造成部份新興市場貨幣的被動貶值,全球金融市場的波動率將提高。

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的稅改方案已經與美聯儲的加息和縮表形成了一套政策組合拳。「三劍合一」的威力大於單純減稅。

美國現已步進加息週期,相當於關緊全球流動性「總閥門」。市場普遍預測,今年美聯儲將加息三次,高盛發表的最新研報則認為,可能加息四次。

而同步進行的縮表,實際上是直接從市場中抽離基礎貨幣,在貨幣乘數效應下,縮表的影響比加息更大。

從中長期看,受「減稅+加息+縮表」的影響,全球範圍內流動性將進一步緊縮,各個市場的資產價格面臨重估。

總體而言,美國稅改「拳風」向外,帶給世界的可能涼風多於暖風。對於身處全球化中的每一個國家來說,真正的問題不是要不要參與這輪競爭,而是如何盡快實行正確有力的措施,化解壓力,爭取在全球經濟新秩序建立的進程中獲得更多機會,盡量減少風險和支付成本,維護國家經濟和國民利益。

中國可用「小輸即大贏的策略」

美國這輪全球抽資,中國亦難獨善其身。

一是實體經濟和轉型升級面臨更大壓力;二是從資本流動上對金融市場造成衝擊,使外匯儲備減少、人民幣貶值、中國資產價格下跌等。兩種壓力還可能形成「共振」。

美國減稅新政有其複雜的博弈背景和過程,亦步亦趨的跟隨固不可取,但也要順勢而為,不能固步自封。

中國目前的減稅路徑是以改革推動結構性減稅。一方面,降低小微企業、科研企業稅收負擔;另一方面,通過營業稅改增值稅,其減稅效應通過抵扣範圍擴大和稅制轉換實現,這屬於系統性、整體性的改革。

中國政府近幾年推行的減稅政策,一定程度上優化了公平競爭的稅收環境,給經濟發展提供了內生動能。但亦應看到,當前減稅空間仍然不小,加快調整稅收政策的必要性凸顯。

世界銀行聯合普華永道最新發布的《繳稅2017》(Paying Taxes 2017)的專題報告顯示,在全球企業總稅率的排行榜中,中國以68%的稅收負擔排在第12位,比2015年上升一位,遠超世界平均40.6%的總稅率水平。

財經人士指出,上述報告可能存在統計口徑的偏差,高估了中國稅負水準。

而梳理官方版本的資料,仍可得出目前內地稅負水平偏高的結論。

內地知名宏觀分析師姜超率團隊發表的報告認為:以公共財政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收入之和計算中國的廣義稅負,可以發現2015年中國廣義宏觀稅負佔GDP的比重達34%,不僅高於印度、墨西哥、印尼等新興經濟體,甚至與日本、瑞士、美國等發達國家相當。雖然從稅負的絕對數字看,中國處於中等水平,但考慮到可比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福利政策,這一稅負水平又顯得略高。

造成這一現象的關鍵原因在於中國的非稅收收入佔比超過四成,僅次於巴西,遠高於其他國家。非稅收入的結構中,主要是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和預算內的非稅收入。

統計顯示,企業承擔了上述大部份的政府非稅收入,因此就中國國情而言,清理各種不合理、重複性收費,才是給企業減負、吸引資本的實招。

此外,從稅收結構來看,中國對企業的稅收以間接稅為主,最主要的是增值稅,這一部份也還有優化空間。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認為,中國應在間接稅上做好預案,目前增值稅的稅率檔次比較多,下一步可考慮減併稅率。預計此項改革的影響,比調整企業所得稅產生的影響還要大。

總體而言,中國未來財稅體制改革的重點有兩個方面:一是降費減負,二是加快推進稅制由間接稅為主向直接稅為主轉型。

減稅的原則之一,是要精確計量對穩定企業行為的邊際效用。財稅專家指出,要提高經濟效率,從宏觀看需要整個國民經濟結構的調整優化,從微觀考察,則需要微觀主體行為的長期化。

政府運用稅收工具和貨幣政策,其主要功能是引導和管理預期。只有形成了普遍的良性預期,才能激勵市場中的參與主體行為長期化,真正提升經濟效率,而不是鼓勵短期投機和套利。

對中國而言,減稅的「痛點」在於:當前高投資、大規模基礎建設的經濟發展模式仍要依靠財政主導,而財政主要收入來源正是稅收;公務員隊伍龐大;養老金缺口等。這些都需要長遠籌謀和制度設計。

對美國而言,其減稅政策,如果不能讓企業形成可持續性的預期,則資本回流以後也未必會加大投資,而可能流入股票市場,推高資產泡沫。

某種程度而言,減稅也是一場「心理戰」。誰能給企業派出「定心丸」,誰才擁有更強勁的經濟引擎。

當然,稅收也不是決定國家和地區對資本吸引力的唯一因素,市場、勞動力、產業配套、制度和營商環境、資源稟賦等也都是重要條件。

進而言之,減稅只是一條引線,其背後是國家與國家、政府與政府之間行政效率、治理能力的競爭。

從中國的立場看,紮好馬步、練好內功,提高經濟供給側要素的效率,提升綜合競爭力才是根本。在戰術上,不妨運用「小輸即大贏的策略」的策略,與美國保持適度的競爭與合作,忍耐一定的步幅落後,以時間換空間,積蓄快速發展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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