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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品質元年與新三大戰役(2018.2)

發布日期:2018-02-23

☉文/白雪冰

作為後十九大時代開局之年,2018年中國經濟定調不同以往:從「刺激依賴型」「擴張依賴型」中抽身,由「高速度」切換至「高品質」模式;攻堅防風險等「新三大戰役」,提升反危機操作水平,降溫尾部風險,將成為今年經濟領域重頭任務。這亦意味着,歷經數十年高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將有望在2018年開啟真正的「品質元年」。

2018年亦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中國經濟取得近半個世紀的高速發展,與闊步改革密切相關。後十九大時代,橫亙在經濟領域的各項頑疾舊症糾纏交織,破壞力越來越大,當此節點,用「高品質元年」作為改革動員令,借「新三大戰役」發起總攻,破除固化利益藩籬,加速關鍵領域從「形式改革」到「實質改革」破冰邁步,開啟改革3.0時代,既是時勢所需,亦是當務之急。

提出「習經濟思想」

中共十九大之後的首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業已落幕,此次會議的一大重要成果,即提出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習經濟思想」的提出並非無跡可尋,十九大首次提出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習經濟思想」可謂一脈相承。

用「習思想」繪就經濟藍圖,加強「黨管經濟」,無疑有助於克服既得利益集團和官僚集團的改革阻力,改變「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尷尬局面。

長期以來,面對改革任務單,中央大刀闊斧、基層按兵不動的狀況不在少數,以至於「政令不出中南海」飽受詬病,總理搓火、拍桌子的報道並不鮮見。

當前中國發展中諸多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背後均是治理結構失衡問題,這些制度性根源不根除,改革「中梗阻」「腸梗阻」的問題就不會憑空消失,中國經濟谷底反彈的願景就將成為水月鏡花。

因此,從上而下加強頂層設計,加強「黨管經濟」,提高中央權威,用中央權威「加持」政令推行,已是破除「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必要武器,且能起到立竿見影之效果。

除了破除「政令不出中南海」尷尬外,「習經濟思想」的提出亦基於全域謀劃。中共十九大報告的「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加之「習經濟思想」的出爐,將聯手擠壓既得利益集團不當得利空間,為結構性改革「背書」,為中共推進「真改革」讓路。

而放眼國際政經大勢,「習經濟思想」的提出,對內不僅可大刀闊斧解決供給側與需求側不通暢的市場扭曲問題,推動中國經濟向「高品質時代」轉變,對外亦凸現中國經濟長期發展已具備完整的理論體系支撐,不會出現較大變動,對抗禦全球化逆風無疑是利好信號。

「重質時代」揭幕 新三大戰役打響

與以往不同的是,2017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不僅對次年的經濟工作作出部署,亦確定了未來3年的經濟任務,調控半徑延長至2020年。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中央工作會刪除了2015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適度擴大總需求」,不再提及有關於經濟總量的說法,而是突出強調了「新時代的基本特徵就是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

這意味着,儘管經濟增速已有所下降,但2018年經濟調控重心仍將由「唯速度論」切換至「品質至上」,2018年亦將有望成為中國經濟由「高速度」轉為「高品質」發展元年。

事實上,中國經濟歷經數十年高速發展,體量已極為龐大,維持過去的高速增長並不現實,人為製造虛假繁榮增長不僅會觸發經濟失衡和高負債率,亦會阻礙經濟結構調整,長遠來看可謂得不償失。

因此,退位「GDP崇拜」,進位「高品質發展」,注重改革、注重轉型、注重風險控制、注重均衡發展、注重環境保護將成為新政立足點,而根據中南海部署,2018年中國經濟「新三大戰役」將真刀實槍打響。

其一,嚴控風險閘門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今後3年,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重點是防控金融風險,要服務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促進形成金融和實體經濟、金融和房地產、金融體系內部的良性循環,做好重點領域風險防範和處置,堅決打擊違法違規金融活動,加強薄弱環節監管制度建設。這意味着,未來三年,中國高層將把防範重大金融風險列為頭等大事。

為對沖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中國開啟了信用擴張和加桿刺激經濟的模式,大量資金湧向市場,負債漫灌下金融體系、實體經濟出現了大幅加槓桿,堆積了巨大金融系統風險和實體債務風險。

資料顯示,截至2016年末,中國對內債務總額192萬億元,與GDP比值達258.1%。中央和地方債務餘額27.33萬億元,負債率約為36.7%。地方債務以每年27%左右速度增長,其增速遠快於中央政府。2010年,地方政府直接和或有債務佔政府廣義債務53%,到2016年,這一比例升至65%。除了地方債外,企業債亦是中國經濟平穩發展的「心頭大患」。

於中國經濟而言,金融風險就如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經濟學家辜勝阻亦認為,地方政府債務是中國經濟或者中國金融中最大的「灰犀牛」。國際評級機構穆迪和標普已先後調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從「黑天鵝」到「灰犀牛」再到外界擔心的「明斯基」時刻,中國能否有效化解經年累積的金融風險,不僅關係到經濟能否持續發展,亦關係到社會層面穩定和政權的長治久安。

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調節好貨幣閘門」表述不同,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則提出「管住貨幣供給總閘門」。這亦意味着,貨幣閥門將收緊,去槓桿將延續,過去粗放式、債務依賴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將面臨挑戰,債務驅動繁榮的時代或將成為歷史。但2018年周邊環境較2017年更為複雜,中國貨幣政策走平衡木更具難度。

其二、勁刮環保風暴

中共十九大將促進國民經濟「更高品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寫入黨章,將建設生態文明提升為「千年大計」,與十九大一脈相承,環境治理亦被納入中央經濟工作會提出的「三大攻堅戰」範疇,凸顯中南海對平衡經濟發展與環保決心。

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亦對環保問題重點着墨:提出要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研究建立市場化、多元化生態補償機制,改革生態環境監管體制。會議要求確保藍天,需要調整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和運輸結構。

中國此前一直以犧牲環境來換取經濟高速增長,熱衷發展重化工業等高耗能高污染產業,高度依賴能源、土地、廉價勞動力投入,粗放發展的背後,是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以及各大醫院的人滿為患。

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倒逼中國摒棄過去趕超型經濟增長模式,不以GDP論英雄。「環保黨政同責」、中央多輪環保督察,一系列鐵腕治污政策之下,昔日污染重地已有改善跡象。以北京為例,2017年冬天藍天數量已多於以前。

未來幾年,勁刮環保風暴料將成為「新常態」,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市場化、多元化生態補償機制均有望破題,這將改變地方政府激勵機制,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發展將更加舉步維艱。

其三、發起脫貧總攻

距離2020年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僅剩約2年時間,補齊發展短板成為中南海重大關切。有說法認為,檢驗實現2020年新目標的關鍵不在於GDP增速,而要使現存的4300萬貧困人口到2020年實現永久脫貧。

2012年至2016年,中國現行標準下的貧困人口累計減少5564萬人,但到2020年實現全面脫貧目標仍面臨壓力,特別是深度貧困地區、因病致貧人口脫貧任務極為艱巨。

資料顯示,當前城鄉發展仍存巨大落差:截至2016年底,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倍差為2.72,仍高於世界銀行提供的2.5的水平。城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遠未同步。

在發起脫貧總攻方面,中共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保證現行標準下的脫貧品質,既不降低標準,亦不吊高胃口。防脫貧演變成過度福利,避免政策濫用,大水漫灌,搞成「大鍋飯」和「養懶漢」。

中共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將為脫貧總攻提供彈藥。於中國而言,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清除阻礙要素下鄉各種障礙,保證十三億人共同邁進「共富時代」,已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社會問題。

降溫有風險 須越「三重關」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發布報告指,初步預判,2018年中國經濟增長6.7%左右;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亦預測2018年中國宏觀經濟將保持相對平穩發展態勢,GDP實際增速為6.7。廈門大學宏觀經濟研究中心此前發布的預測顯示,2018GDP增速為6.65%2018年對於中國經濟而言,「硬着陸」雖是小概率事件,但要保持穩定宏觀環境,降溫尾部風險,仍需兢慎而行,飛越內外「三重關」。

一重關:樓市退燒經濟降溫

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加快建立多主體供應、多管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制度」。隨着房地產政策限制愈發嚴厲,房地產調控長效機制將逐漸確立,這意味着以往房企通過巨額負債維繫下的行業繁榮將不再持續。

加之金融嚴監管大環境之下,融資難度加大、融資成本提高,將導致2018年基建增速顯著放緩,同樣受環保高壓影響,重工業和傳統工業受到更加嚴格的治污控制,增速或繼續放緩,這均將影響樓市表現。

而從周邊環境來看,當前全球貨幣政策已步入緊縮週期,預計美聯儲2018年將再加息三次並按計劃縮表;歐洲央行亦或在下半年退出寬鬆乃至加息。歐美貨幣政策的轉向,對中國貨幣政策外溢影響不可小覷,對維繫樓市熱度亦絕非利好。

房地產行業向來「牽一髮動全身」,樓市降溫將直接導致上下游行業景氣度受損,並觸發宏觀經濟降溫。

二重關:地方政府「大幹快上」

中國經濟歷經數十年高速增長,對GDP規模和速度的追崇可謂根深蒂固。2018年是中國政府大換屆之年,地方政府「大幹快上」衝勁十足。有研究發現,固定資產投資高峰幾乎全部出現在尾數是「3」或「8」的年份,「政治週期」驅動之下的「投資週期」,將對中國「高品質」發展目標形成挑戰。

為追求短期高增長而超常規、大規模投資的做法,顯然不利於中國經濟結構調整,亦大概率築高債台,能否真正遏制「週期性投資饑渴症」,將對中國經濟健康邁步構成考驗。

三重關:「黑天鵝」「灰犀牛」並存

美國稅改後,中美貿易戰爆發的幾率亦被推升。2017年以來,美國已對中國啟動多起「雙反」調查、制裁。2017年底出爐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中國亦被美國定義為長期的、戰略上的對手國家。兩大對手之間如何做到和而不同或鬥而不破,並非易事。

除了可能引爆的「灰犀牛」——中美貿易戰外,朝鮮半島、中東局勢趨緊,全球化逆風等均需高度警惕。此間經濟學家認為,在全球治理碎片化風險下,2018年或是中國所面臨的內外部經濟金融環境乃至政治社會環境複雜多變、黑天鵝頻出的一年。

革除舊弊破頑疾 開啟經改3.0時代

按照官方的定調,2018年是貫徹十九大精神開局之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亦是中國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關鍵一年。

此間觀察家指,近40年改革開放,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阻力前所未有,各項改革大都已深度關聯交織,「牽一髮動全身」,過去在局部發力尋求突破就可以改觀全域的空間已明顯收窄,更多更大考驗正集中於「全面改革」這個基本概念之上。

當前,中國官方不再強調「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期望用「速度退位」為放手推進改革騰出空間。最高決策層亦反復強調改革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關鍵一招」,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亦明確表示,「改革開放要加大力度,在經濟體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

但現實情況是,近年來不少改革進展未及民眾預期,地方官員對於短期經濟穩定的關注,令不少改革難以及時突破、有效突破;反腐風暴下,地方官僚集團陷入「不作為」絕非個案,懶政怠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情況並不鮮見。

面對複雜國內外經濟形勢,反危機操作,降溫尾部風險,改革是最好的良藥,亦是中國經濟的最大紅利。在改革開放40年的重要時點,其更是一條「不可逆」的快車道。

對於一些關鍵領域的關鍵改革,不能從形式到形式,從口號到口號,而應從實質到內裡,從破冰到攻堅,這其中既包括打破利益固化藩籬和壟斷堅冰,加速對民營經濟開放,啟動新一輪價稅財聯動改革、投融資改革、國企國資體系改革,亦包括防止以供給側改革為名滑入「搞新計劃經濟」的歷史誤區。

事實證明,諸多拖發展後腿、抑制長期增長潛力的頑疾舊症,越拖越大,相互糾纏,會對決策形成裹挾綁架之勢。決策者需下定決心,打破阻力,革除積弊,並從全域上剖析和把握問題,科學設計和實施相應的改革方案,完善機制性、系統性框架,以全面配套改革的決心和頂層設計衝過「歷史三峽」。

確立今後5年「改革藍圖」的十九屆三中全會將於2018年下半年召開。當前,中國政治經濟環境穩定,中央權威提升,處理歷史積弊、改革積弊能力「水漲船高」,正是上佳的改革視窗期。開啟毛鄧之後的改革3.0時代,力爭使改革於2020年取得決定性成果,為改革開放注入歷史性動力,是時局所迫,亦是執政所需,更是民眾所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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