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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律界須擺正位置調正心態(2018.4)

發布日期:2018-05-04

☉文/盛芳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市民的法律精神和法治意識舉世公認。但奇怪的是,回歸以來,尤其近年,每遇重大社會事件,每在香港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香港法律界一些有影響、有代表性的大律師、大法官乃至大學的法律教授卻荒腔走板,表現出與國家和廣大香港市民相反的立場和取向。其背後原因,值得深思。

三月,在北京召開的兩會上,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趙樂際對全體港澳全國政協委員發表了具有明顯針對性的講話。趙樂際指出,要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方針,必須要把握好三點:一是要把握好「一國」和「兩制」的關係。 「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兩制」從屬和派生於「一國」,並統一於「一國」。他特別有針對性地指出,任何危害國家主權,挑戰中央權力和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都是對底線的碰觸,都是不允許的。

趙樂際說,二是要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法律,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了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第三就是要把維護中央對特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是「源」和「流」的關係,兩者不能割裂,更不能對立。要正確認識特區享有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權。他強調,絕不允許以高度自治為名排斥、對抗和侵蝕中央全面管治權,更不能危害國家主權、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在事關中華民族根本利益、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重大問題上,絕不能讓任何歪理邪說佔有市場。

趙樂際是正國級的領導人,他在舉世矚目的全國兩會上發表此番措辭嚴厲的講話,代表的是國家的聲音和國家的意志,也可以看作對香港反對派和法律界某些精英人士的警告。

連串事件 匪夷所思

若說香港的法官、大法官缺乏職業水平、缺乏專業判斷能力,是不會得到認同的。但香港回歸以來所發生的連串事件,甚至普通市民都能判斷其是非曲直,這些具有一流專業水平的法官們的做法卻令人詫異。港珠澳大橋的建設,是粵港澳共同聯手的超級大項目,所有環節和細節都經過充分的論證,並得到三地政府的支持和批准。一個香港的阿婆,以「噪音」為由,向法院申請司法覆核。這位阿婆的申請竟獲得了接納,並由此阻斷了港珠澳大橋香港段的建設進程。阿婆在司法覆核中敗訴,但直接造成的損失超過了80多億港元。在傳媒及多方追問下,這位阿婆說根本不明白港珠澳大橋建設是怎麼回事,完全是被某些熟法知法的專業人士背後唆擺的。

2014年香港發生的「佔中」事件,從法律的角度看,其性質非常明顯,是一個大型的群體性的擾亂社會秩序、危害社會治安、衝擊香港法制的惡性事件。數萬名佔中者,沒有得到警方的批准,就在中環、銅鑼灣等交通要道的大街上支起帳篷安營紮寨,還擺出「雨傘陣」不斷衝擊警方。長達79天的「佔中」,攪得香港民怨沸騰,百萬市民大簽名要求結束「佔中」。在如山的民意之下,香港法院最後頒發了「禁制令」,「佔中」收場。「佔中」的始作俑者,是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庭。以他為首的「佔中三子」,被香港報刊斥為「佔中三丑」。在這79天裡,香港警方抽調所有警力,不眠不休以最大的克制力維護社會治安和社會秩序。事後,有七名警察在與佔中人士的衝突中,遭起訴不當使用暴力,法院均重判入獄,不得緩刑。而被起訴的一大批佔中亂法滋事者,不是脫罪就是輕判。法官判決的判詞中給予的不是「社會服務令」,就是「緩刑」。香港終審法院給出的理由是「公民抗命」在香港是可承認的。香港所沿用的普通法以判例為根據,認可「公民抗命」,是「循例」還是「開例」呢?香港基本法博士、憲法專家宋小莊明確指出:「公民抗命」在普通法地區,第一次在香港被終審法院在法律上認可,這是驚天動地的大事。

事實上,普通法系的英美的司法機構也不認為「公民抗命」是可以接受、可以承認的。早於香港「佔中」的2011年,英國發生了「倫敦大騷亂」,美國也發生了「佔領華爾街」行動。美英兩國的司法機構對非法佔領街道、破壞社會秩序的示威者均施予鐵腕,平息騷亂。當捕則捕,當判則判。英國「倫敦大騷亂」中有4600多人被捕,2700多人被提堂,1700多人被判入獄。美國上千人「佔領華爾街」,被捕的就達700多人,20多人受到刑事檢控,一位參議員的助手因鼓動佔領行動被重判入獄13年。

顯露殖民心態未轉變

去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了香港高鐵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的方案。法理上,全國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和最高立法機構。人大常委通過的方案當然是「一言九鼎」,是最具權威和無可置疑的。客觀上,「一地兩檢」方便乘客快速通關,省時高效,利國利港利民。香港大律師公會針對性地發表了措辭強硬的聲明,指責這個決定「沒有任何法律基礎」,「是回歸後在香港落實執行《基本法》最大的倒退」。媒體稱之為「一言九頂」。

作為對比的是,香港立法會的一大批反對派議員,其中包括從業法律界的議員,在立法會上屢屢玩起「拉布」遊戲,阻止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提出的各項方案的表決通過,甚至公開對行政長官進行人身傷害性的攻擊。對此,這些大律師們卻不置一詞;某些立法會議員在莊嚴的就職宣誓過程中,塞進侮辱國家的言辭,也不見這些法律精英們發表任何「措辭強硬」的聲明。

今年1月初,香港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馬道立在新的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致辭,他刻意強調基本法條文只與普通法制度有關。無可否認,香港過去法治脫胎於英帝國殖民法律制度。回歸後的香港,「一國兩制」與基本法也最大化地延續了普通法制度體系。但基本法同時更是根據中國憲法所制定,其法律原則及權力來源於國家憲法的賦權。這是最基本的邏輯關係和法律原則。

當年的中英談判之初,英國政府就曾提過「主權換治權」的要求,鄧小平一口拒絕:原則問題沒有商量的餘地,主權要收回,治權也必須收回。回歸之前的香港是沒有終審法院的,香港的終審法院設在英國的樞密院。中國政府同意在香港設置終審法院,同意港英時期的所有公職人員全班留任到回歸之後,是為了香港更加平穩、更加繁榮,也是為了更好地體現「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

香港回歸了,原來的大律師還是大律師,原來的大法官還是大法官。這些法律界的精英帶着港英時期的優越感,故步自封、我行我素,不把國家的憲法放在眼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公開批評其「精英心態」,批評其對新憲制秩序的抗拒。其實已經點明了香港法律界每在重大的社會事件,在事關香港利益、國家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荒腔走板,其根本原因,就是他們原有的殖民心態沒有隨香港的回歸而轉變過來。

「全面管治權」意味着什麼

法律是香港社會的基石,廣大港人一向遵法守法,崇尚法律精神,對法律界的大律師、大法官也是敬仰有加。法律界精英抱殘守缺的價值取向,其圈際效應會不斷放大,政治爭拗、政治分歧越來越多,社會裂痕越來越大。面對香港回歸以來出現的種種「怪象」,不少有識之士提出一個「去殖民化」的問題。香港是中國的香港,主權和治權皆屬於中國,這是誰也無法改變的事實。

英國哲學家培根曾說過一段名言:「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不公正的審判損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中央顯然看到了這個問題,眼中只有普通法,而無國家憲法,以此作出的種種裁決和審判,就是「污染了水源」。

香港回歸較長的一段時間以來,中央政府出於對香港的支持和關愛,面對香港出現的種種「怪象」和反對聲音,一直採取非常寬容和忍讓的態度,讓其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中自行消化、自行解決。但在香港出現「佔中」以後,中央的態度轉趨強硬。

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對香港、澳門全面管治權,深化內地和港澳地區交流合作,保障香港、澳門的繁榮穩定。」這段話在香港和海外媒體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有的媒體解讀為:體現了中央解決香港深層次問題的決心和意志。更有的媒體解讀為:意味着中央將對香港進行「鷹派」式的全面管治。

香港最根本的問題就是管治權的問題。是次兩會上,趙樂際對全體港澳全國政協委員講話中,多次提及的「絕不允許」,釋放的信息已十分明顯。有分析家認為,通過人大常委會釋法對香港司法進行必要的憲制性監督與指引,將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自不在話下。若香港法律界精英們仍擺不正自己位置,調不正自己的心態,沉醉於自彈自唱,抗拒新憲制秩序,中央震怒之下,將香港的「終審法院」收回北京,也不是不可能的。

(本文作者為桂林市行政學院法學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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