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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珠三角到粵港澳大灣區(2018.5)

發布日期:2018-05-29

☉文/米圖

廣東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數度探路,期間屢屢遭遇質疑,也幾經曲折,但廣東的改革者們都能以智慧與勇氣度過難關。現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粵港澳大灣區也呼之欲出。在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廣東將再展雄風,引領起時代的風潮。

五嶺之南,珠江之濱的廣東,因濱江向海的地緣優勢,素有開風氣之先的膽略與見識。曾經的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地,中國改革開放的橋頭堡,到2018年,廣東的改革開放已經完整走過40年歷程。

40年間,廣東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數度探路,期間屢屢遭遇質疑,也幾經曲折,但廣東的改革者們都能以智慧與勇氣度過難關。無論是80年代特區之特的爭議,還是92年的路線選擇,及2008年金融危機之年開始的「騰籠換鳥」之痛,廣東總能在改革的關鍵時刻「殺出一條血路」。

守得雲開見月明。在珠三角左突右進、網羅起泛珠三角區域合作12年之後,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終於上升為國家戰略,粵港澳大灣區也呼之欲出,官方發展規劃即將面世。

偏居南國的廣東,在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再次引領起時代的風潮。

改革開放始於蛇口開山填海的炮聲

19797月,開山填海的炮聲炸醒了沉睡的蛇口,這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聲「開山炮」。蛇口在建設之初就提出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得到了鄧小平的肯定和讚許,這一口號從此傳遍中華大地,逐步成為人們的共識和行為準則。

從蛇口開發肇始,深圳在40年間,從一個邊陲小漁村,崛起為一座千萬人口的現代化大城市,演繹出無數精彩城事。如今,深圳特區改革開放的成就舉世矚目,但一路走來的路並不平坦。

深圳經濟特區自誕生伊始,關於經濟特區的爭論就如影隨形。在起步階段,對於這一新生事物,一些人充滿希望,一些人充滿憂慮,有人認為這是新的洋務運動,還有人認為,這是一個資本主義的或者是西方殖民主義的試驗場。據時任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的劉田夫回憶,當年習仲勛和他在北京向中央領導匯報工作,當向中央提出給廣東以更大的自主權,允許參照外國和亞洲「四小龍」的成功經驗,試辦出口特區,以便加速廣東經濟發展建議時。有一位副總理當場大潑冷水,認為廣東如果這樣搞,那得在邊界上拉起1000公里長的鐵絲網,把廣東與毗鄰幾個省隔離開來。很顯然,他是擔心國門一旦打開之後,資本主義的東西會如洪水猛獸一樣湧進來,因此,才產生用鐵絲網將廣東與閩、贛、湘、桂諸省區隔離開來的想法。1982年廣東福建兩省在對外開放中出現經濟犯罪浪潮,又有人把問題歸罪於經濟特區,於是引發了新一輪對特區的非議。

就在人們對特區建設議論紛紛之時,鄧小平也感到有必要到特區去看一看。1984126日,鄧小平實地調研後,給深圳經濟特區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小平同志的題詞肯定了深圳特區的建設成就,堅定了辦特區的決心和信心。儘管如此,這場爭論仍長達10年,直到1992年,鄧小平再度南下深圳視察,在深圳把他對「左派理論家」的嚴厲批評昭告天下,這場爭論才偃旗息鼓。

深圳特區的探路,為珠三角的崛起發揮了引領與示範作用。隨後的20年,珠江三角洲的一系列城市:廣州、深圳、珠海、東莞、中山、江門、佛山等迅猛發展,成為廣東經濟社會發展的龍頭和主體,也成為當時中國區域經濟中最具生機活力的重要增長極之一。

時間進入二十一世紀,隨着上世紀90年代末長三角經濟快速崛起,珠三角優勢正在逝去。令廣東最焦急的是這樣一個對比:2002年,固定資產投資和利用外資總量江蘇省首次超過廣東。這個資料表明:廣東將投資與利用外資的「全國第一」位置拱手相讓。特別是廣東投資總量15年來首次讓出榜首位置,讓江蘇奪去了「第一」。另外,江蘇2002年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萬億元,逼近廣東。廣東總量指標開始「淪陷」,這無論如何讓廣東人坐不住了。從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03年上半年主要指標來看,長三角與珠三角之間已形成你追我趕,各領風騷的局面。其中,國內生產總值:長三角15個城市GDP增速的均值為14.0%。珠三角9城市GDP增速的均值為14.3%

珠三角要在下步的發展中不甘落後,除了自我的調整,還需謀求更大的發展空間。

從「小珠」到「大珠」到「泛珠」尋求突破

在此情況下,大珠三角應運而生。大珠三角,包括廣東、香港、澳門,這一區域有廣州這一華南大都市,深圳、珠海兩個特區,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這一區域攜手的效應是中國其他任一區域無法比擬的。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中,數萬港澳客商陸續到毗鄰的廣東,特別是珠三角地區投資開工廠,使廣東發展成為全球重要的製造業基地,而香港也借此成功轉型為服務業為主的國際商貿之都。

2003年,中國改革開放進入25周年之際,粵港高層考慮的是,香港服務業和廣東製造業強項如何配合,從而在全球經濟中建立粵港經濟合作體的競爭優勢。此其時,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內地與港、澳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簽署,為進一步提升粵港澳合作水平提供了新機遇。據經濟學家分析,從2003年至今後的十年至二十年內,包括廣東、香港、澳門在內的「大珠三角」將發展成為世界最具活力的經濟中心之一。據資料顯示,僅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和珠海5個城市2002年的GDP就比長三角15個城市的總和還多590億元,再加上珠三角其他城市,「大珠三角」的整體競爭力將大為增強。

儘管如此,但「大珠三角」仍有自身的局限。專家分析認為,粵、港、澳,經濟實力雄厚,但經濟腹地小。與長三角相比,珠三角自身面積不大,周邊山地環繞,基礎設施延伸與發展空間拓展存在較大阻力,與周邊省份的廣泛協作尚未形成。要想在下步的發展中不落後,拓展發展腹地是必然選擇。此時,泛珠三角跨上舞台。泛珠三角包括:福建、江西、湖南、廣東、廣西、海南、四川、貴州、雲南九個省區以及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簡稱「九加二」。泛珠三角九省區的面積為中國的五分之一,人口的三分之一,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加上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泛珠三角區域在中國佔據重要位置。20037月,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提出這一概念。甫一提出,就得到其他八省及香港、澳門的積極回應。

從港、澳微觀經濟來看,泛珠三角合作,一方面,將為港澳製造業轉移提供大量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資源,為港澳剩餘資本提供便利的「出口」,降低港澳結構轉型的成本,減緩港澳結構轉型的壓力;另一方面,將為港澳服務業的發展提供廣闊的市場空間,為港澳地區的穩定繁榮提供持久支撐。從參與泛珠三角的其他八省來看,有對接粵、港、澳,實現地區跨越式發展的迫切需要。八省經濟相對於珠三角要落後些,它們渴望與珠三角形成產業聯盟,構成產業梯級,參與到珠三角的經濟中,來整合資源,發揮優勢。同時它們還有借助香港國際貿易、服務業等平台,走向國際市場的需求。

相關專家分析認為,為了發展,珠三角概念一步步外延。泛珠三角,這個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範圍最廣、在不同體制框架下的區域組合,已成為中國區域合作與發展中的一個新嘗試,也將是中國東、中、西部經濟互聯互動、協調發展的新突破。

「泛珠」遭挑戰 「騰籠換鳥」引陣痛

改革之路必然艱難曲折。珠三角的空間突破,就面臨種種的挑戰。

首先是大珠三角合作面臨政策藩籬,在跨躍「一國兩制」的大珠三角合作中,香港服務業北上的艱難,就是其中的一個縮影。珠三角的合作主要是上世紀80年代形成的以經濟垂直分工為主導的港澳與珠三角「前店後廠」式合作。受制度限制,香港的服務業未能同製造業一樣跟進到珠三角,而香港的製造業在經濟中僅佔5%,服務業卻佔到了86%,港澳進入珠三角,「只能說伸入了一條腿,並沒有在珠江三角洲立住腳跟」,導致香港對珠三角的經濟落差無法轉化為對區域整合的貢獻。而為彌補這一短板,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於2003629日在香港簽署。CEPA簽署的背景是面對世界政經新情勢及亞洲多個地域的後來居上,粵港合作急需「二次創業」、實現新突破。但是正如探路者都要面對種種磨難,粵港合作的這個突破同樣伴隨着艱難。

2012128日,中國衛生部發布通知,從201311日起,允許香港和澳門服務提供者在內地以獨資形式、或與內地的醫療機構、公司、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以合資或合作形式設置醫療機構。時隔九年,港資醫療機構終於獲得了北上的通行證,而這種政策壁壘的現象,在香港服務業北上的過程上屢屢碰到。香港服務業人士形象地將這一現象稱為:CEPA簽署,大門打開後,還有很多小門沒有打開。

而到了泛珠三角合作面臨的問題更為複雜。泛珠9+2區域既有東、中、西部三大地帶的經濟特徵,又有「一國兩制」的社會特點;既有富裕卻資源匱乏的沿海經濟特區和特別行政區,又有資源富饒卻依然貧窮的內陸省區;泛珠三角地域廣闊,發展不平衡,差異大,決定了合作各方目標利益多元化,從而形成了利益博弈關係。而其中地方政府和特區政府,再加上中央政府,合作與發展涉及兩種制度和兩級多個政府,更使這種利益博弈複雜化,從而使區域合作的推進更為艱難。在區域合作中廣泛存在的一些問題在「泛珠」合作中同樣存在,從總體形勢看,「各自為政」的現象十分嚴重,一些省區對所達成的協議很多時候依然停留在口頭上。更為重要的是,泛珠三角合作在提出之時,就計劃進入國家戰略層面,但合作推進十年,仍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2008年開始推進的「騰籠換鳥」也引發了種種的陣痛,改革總是痛並快樂着。改革開放30年後,廣東面臨着越來越大的發展壓力,外源型經濟特徵逐步顯現,自主創新不足、在國際產業分工中處於中低端位置,「人口紅利」效應遞減、產業工人隊伍素質提升緩慢,經濟全球化中的金融風險日益增大,都是廣東面臨的「成長煩惱」。一場關係廣東經濟轉型的「標誌性動作」——「雙轉移」也就是「騰籠換鳥」的大幕漸漸拉開。

2008年,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來廣東履新不久,即到東莞調研,針對存在問題發出了「今天不調整產業結構,明天就要被產業結構所調整」的警示,並提出了要在產業結構上進行必要的「騰籠換鳥」。為推進「騰籠換鳥」,汪洋主政廣東半年間,就先後九進東莞,包括兩次「私訪」,對東莞經濟發展先後有過二十多次的批示。在汪洋的親自主抓下,東莞產業升級明顯加速,僅一年時間,高科技方面,已擁有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一百五十多家,2009年,東莞市政府計劃每年安排十億元人民幣用於科技創新。

從東莞示範開始,廣東的「騰籠換鳥」力克眾議,幾年間,「廣東寧願速度慢一點,也忍住陣痛」,並最終獲得了轉型升級的成功。

2012年,汪洋離開廣東,北上京城任職國務院副總理。他提出的「騰籠換鳥」也進入習近平的主政思路,並升格為「騰籠換鳥,鳳凰涅槃」:騰籠不是空籠,要先立後破,還要研究「新鳥」進籠「老鳥」去哪?要着力推動產業優化升級,充分發揮創新驅動作用,走綠色發展之路,努力實現鳳凰涅槃。

泛珠獲支持 四十年奠基大灣區

40年間,廣東的改革一路向前,猛將的精神也逐步獲得越來越多的讚許。20163月,國務院發布《關於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明確將泛珠三角區域定位為全國改革開放先行區、全國經濟發展重要引擎、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核心區、「一帶一路」建設重要區域、生態文明建設先行先試區」。隨後,在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中也強調,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促進珠江-西江經濟帶加快發展。

泛珠合作在12年後,終於上升為國家戰略。分析人士指,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全面上升為國家戰略,對於進一步提升泛珠三角區域在全國改革發展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推動形成以廣東為核心的經濟板塊、打造中國南部的區域經濟中心和進一步鞏固廣東在全國的經濟地位,具有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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