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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中國經濟面臨「七大挑戰」(2021.4)

發布日期:2021-06-03

☉文/白雪冰

「十四五」時期,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內部諸多挑戰,特別是疫後創傷以及美國對中國戰略遏制,中國惟有突圍「七大戰役」,過關四重「轉型大考」,並實現「三箭齊發」,構築新發展格局,才能確保經濟巨輪不拋錨、不擱淺,並最終在全球經濟泥沼中安全突圍。

今年3月的中國全國兩會,已審查通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對於中國而言,未來五年,可謂至為關鍵,不僅逢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重構期、世界經濟動盪關鍵期,亦是中美「新冷戰」、疫後創傷恢復期、人口危機逼近期。概括而言,七大挑戰將橫亙其前。

七大挑戰 橫亙其前

一、 人口「保衛戰」

數據顯示,繼2018年中國出生人口下降200萬後,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萬至1465萬,老齡化佔比達12.6%,人口自然增長率為3.34%,創除1960年外新中國歷史上最低水平。

有預測認為,「十四五」期間,中國人口週期將歷史性進入下降週期,陷入負增長,2050年左右起,中國人口將急劇萎縮,2100年佔全球比例將從當前的約19%降至7%。

與此同時,老齡化進程明顯加快,根據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預測,「十四五」時期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年均增長1150萬,大大高於「十三五」時期年均740萬的增速。預計在2050年前後,中國老年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將會達到近40%。

毋庸置疑的是,人口下降和老齡化負效應明顯。「十四五」時期,人口因素對經濟、社會、民生諸多方面的嚴峻挑戰將加速顯現。

二、中美「新冷戰」

「十三五」時期,特朗普政府在貿易、金融、科技、教育、南海、香港、新疆、人權等諸多領域對中國打壓頻仍。未來五年,中美博弈長期性料不會因拜登上臺而發生明顯改變,中美「新冷戰」仍有發酵風險,長期來看,中美戰略競爭關係仍將延續。

「十四五」時期,在美國干預下,經濟全球化或繼續面臨重大挑戰甚至倒退風險,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抬頭,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加,全球治理體系處於深刻調整中,全球博弈更趨激烈,達成共識難度增大,中國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或更趨複雜嚴峻。

三、 消費「復蘇戰」

有觀點認為,為保持未來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和有效應對美國對中國實行全面戰略遏制政策,有必要在未來15年內努力實現GDP和最終消費總量同步趕超美國。而這就必須加快推進消費主導型經濟發展,釋放超大消費市場潛力。

但受疫情和結構性、體制性因素等多重制約,當前中國消費復蘇仍整體疲弱。

據中國官方數據顯示,2020年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391981億元,同比下降3.9%;其中城鎮消費品零售額339119億元,同比下降4.0%;鄉村消費品零售額52862億元,下降3.2%。中國消費數據出現1978年來首次負增長。

其中,低收入群體消費下降更為明顯。從調查數據看,月薪4000元以下職位招聘數量同比下降近三成,較平均水平低約兩成。年收入10萬元以下家庭消費顯著下降。收入差距擴大,特別是邊際消費傾向更強的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長偏低,對擴大消費形成明顯制約。

可以預見的是,「十四五」時期,中國居民消費仍受城鄉差距、貧富差距、自動化替代、收入分配弱勢地位等影響,消費全面復蘇難言樂觀。

四、槓桿「減負戰」

2020年新冠疫情直接導致全球經濟走向崩潰邊緣,各國逆週期調控政策密集出臺,中國防風險亦暫時讓步於穩增長,槓桿率明顯上升。

數據顯示,2017年至2020年,中國年均宏觀槓桿率增幅為8.1%。2020年,中國宏觀槓桿率宏觀槓桿率攀升至270%,上升23.6%。

高槓桿、寬信貸下,信貸與實體經濟不匹配、資金流入資本二級市場等亂象,均需引起警惕。面對負面外部衝擊環境,「十四五」時期,如何打好槓桿「減負戰」,避免信用風險便集中爆發,亟待破題。

五、內卷「防控戰」

「十四五」時期,中國官方制定的一個重要的目標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

但隨着全球經濟逆風勁吹和疫情下經濟增長陷入低潮,中國經濟「內卷化」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擔憂卻正在加劇。

跨越中等收入階段是現代化國家的重要標誌,但歷史經驗表明,諸多國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均出現了資產泡沫化、產業空心化等問題。如何推進產業高端化升級、完成技術轉移和技術吸收,從而避免重蹈覆轍,可謂至關重要。

但當前,中國與發達國家科技發展水平差距仍大。尤其是在反全球化浪潮興起,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科技戰大背景下,中國獲得技術轉移難度進一步加大。

與此同時,隨着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人均國民收入提升速度正在放緩。按世界銀行對高收入國家人均國民收入1.2萬美元左右標準,中國如維持2017年增速,約在2022年將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但隨着疫情攪局,中國達標人均收入的時間可能更長。

中國過去單純倚重房地產和鐵公基建設來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無疑會造成經濟社會低效發展、陷入停滯甚至出現倒退。「十四五」期間,惟有規避低效能不斷循環「空轉」,才能突破經濟內卷化,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六、疫情「阻擊戰」

隨着海外疫情不斷延燒,全球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

當前,全球疫情大流行環境下,中國不可能獨善其身。對中國而言,不但需防控輸入型病例,還需對沖外需下滑帶來的經濟下行壓力。疫情發生後,風險溢價和防護成本更高,物流的中斷給交易成本造成新的障礙。保護主義與疫情合流,國際市場拓展面臨更大困難。

需要注意的是,疫情衝擊下,中國經濟內部恢復尚不均衡,諸多長期結構性失衡有所強化。

「十四五」時期,特別是2021年中國仍處於疫情衝擊修復期,修復消費力、消化失業率、降低企業「死亡率」,保持經濟社會穩定等課題,仍任重道遠。

整體而言,疫情並非短期事件,新冠疫情對世界經濟趨勢性和結構性衝擊均或是長期性。聯合國貿發會議報告指出,由於新冠肺炎大流行破壞了針對貧困和其他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進展,不平等和脆弱性將進一步惡化。新冠肺炎導致的經濟損害將延續很長時間,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將收縮4.3%,並可能導致2020至2021年共1.3億人陷入極端貧困。

更有觀點指,「十四五」時期,全球公共衛生危機、氣候變化、自然災害等各種危機或進入高發階段,非傳統安全問題將更為突出。

七、市場「突圍戰」

為對沖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中國財政貨幣當局密集出招,貨幣政策持續寬鬆,財政政策亦更為積極。今年1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5.17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多1207億元。

中國本輪復蘇中,政策推動仍起到核心作用,從消費、居民消費貸款和製造業投資等數據即可見端倪。未來隨着政策逐步回歸正常,中國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或會加速顯現。

未來五年,如何改變經濟提振過於依賴「行政手段」的局面,實現市場有效「突圍」,可謂任重道遠。

轉型大考 力求破題

「十四五」時期,中國欲形成新發展格局,就需制定新經濟發展戰略。其中,四重「轉型大考」,力求破題。

其一:創新立國

「十四五」規劃稿中,「創新」一詞在全文中共出現高達15次之多。規劃對創新進行專章部署,提出堅持創新在現代化建設全域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戰略支撐,擺在各項規劃任務的首位,這是中國編制五年規劃歷史上的第一次,顯示官方關注之切。

預計「十四五」期間,基礎科研強化、高端產業鏈創新鏈補短板,將是「十四五」規劃期間的核心目標之一。中國對科技研發投入的考核和支援要求將顯著提升,新一代信息技術、半導體、新能源、醫藥醫療等領域將成為主攻方向。

此外,「十四五」規劃首次將未來發展和安全關係強化到有史以來最重要位置。中南海深知,保證產業鏈安全,需解決關鍵技術環節瓶頸,科技自立自強是必經之路。重塑新產業鏈,全面加大科技創新和進口替代力度,是中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亦是突圍貿易保護主義關鍵。

其二:品質為先

當前,中國經濟低效、粗放發展仍未全面破題。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有賴高品質發展,應對日趨複雜的外部環境和防範化解各類風險隱患亦有賴高品質發展。可以說,實現高品質發展,既是戰略定位,亦是必然選擇。

因此,「十四五」乃至更長一段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均應着力提升發展品質和效益,品質和效益應替代規模和增速成為經濟發展首要問題。注重經濟結構優化,通過體制機制創新、技術創新、要素市場改革、人力資本提升等引領經濟高品質發展可謂題中之義。

按此發展路徑,「十四五」期間,中國經濟規模增速將有所放緩,而結構調整將成為新重頭任務。這意味着,政府將更加注重經濟品質提升,其中綠色經濟將扮演重要角色。

其三:雙循環

在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十四五」時期,中國「雙循環」轉型戰,可謂志在必得。

傳統意義上,中國將內需、外需和投資視為平行的「三駕馬車」,而此次「十四五」規劃明確將內需上升為「戰略基點」,意味着內需作用顯著提升。

中國不僅具有14億人口超大規模市場優勢,4億中產階層,更有體量更為龐大的下沉市場消費。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通過繁榮國內經濟、暢通國內大循環為中國經濟發展助力,是雙循環轉型戰的重中之重。

北京觀察家認為,「雙循環」不僅是「十四五」時期,更或是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中國經濟總體布局路線圖,是中國面向第二個百年目標的方向性綱領。

其四:新型城市化

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可比數據,2019年中國城鎮化率(城鎮人口/總人口)為60%,在同等發展水平(人均GDP在1萬美元左右)國家中明顯偏低。「十四五」期間,中國應打好新型城市化轉型戰,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才能邁上經濟發展新臺階。

當前,中國城市化存兩個問題:一是品質不高,二是集中度不夠。

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欲提高品質,需投入大量資金改善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亦要持續拓展升級。與此同時,進一步放開戶籍限制,通過引導更多農村勞動力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轉移,提升其勞動生產率及收入與消費水平。

此外,中國大城市集中度仍有空間,未來城市化會向少數區域集中,包括珠三角、長三角、以武漢為中心的長江中游地區等,到2035年上述城市群或集中中國60%至70%的人口。

城鎮化率的持續提升需要產業和就業的支撐。從城鎮就業情況來看,過去20年中國國有單位就業人員佔比持續下降,目前僅佔12.4%。而在私營企業就業或以個體形式就業的人數佔整體比例持續提升,目前已逾60%。因此,力谷民營經濟和中小微企業發展,是促進城鎮就業的主要力量。

三箭齊發 搶佔先機

未來五年,是中國完成第一個百年計劃和開啟第二個百年計劃的五年。站在重要歷史街口的「十四五」時期,亦將是中國各類矛盾和風險易發期,各種可預見和難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總體來看,「十四五」期間國際環境存在高度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從中國內部而言,亦是轉變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構建新功能的攻堅期。

「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欲順利開局,從疫情砸出的深坑中復蘇,需「三箭齊發」。

其一:加碼改革

「十四五」時期,包括人口、外需等在內的發展紅利消退後,新發展動力往往來自制度改革。客觀而言,中國經濟改革仍有巨大空間,市場化改革仍存滯後問題,部份領域改革進程緩慢、民生投入不足、科技創新短板、社會治理無序等問題,均凸顯深層次體制機制改革的緊迫性。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須不斷在關鍵性基礎性改革上實現突破,矯正要素配置中存在的扭曲。如果說,「十三五」中國政府改革主要內容為「放管服」改革、優化營商環境,那麼「十四五」要素市場改革應成重中之重。

其二、加碼「新基建」

作為未來新經濟、新技術、新產業的基礎設施支撐,新基建短期有助於擴大內需,穩增長、穩就業,長期有助於擴大有效供給,調結構、促創新,打造中國經濟新引擎,可謂未來五年大國競爭的關鍵勝負手。

「十四五」時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處於實現重大突破的歷史關口,中國應在「新基建」領域持續發力,加速發展5G、物聯網、人工智能、數據中心等基礎設施和通用技術,為後疫情時期數字經濟強國戰略蓄勢助攻。

其三、加碼開放

「十四五」時期,欲盡快擺脫疫情困擾,實現經濟常態化,並在大國博弈和格局變化中佔得戰略性先機,加碼開放可謂勢在必行。

在全球貿易逆風勁吹大環境下,各類產業要提前進行全球布局,依託「一帶一路」王牌和RCEP,開闢新市場和增長極。此外,重點着墨制度型開放,進一步降低貿易壁壘,不斷培育國際競爭新優勢,均是題中之義。

「十四五」時期,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內部諸多挑戰,特別是疫後創傷以及美國對中國戰略遏制,中國惟有突圍「七大戰役」,過關四重「轉型大考」,並實現「三箭齊發」,構築新發展格局,才能確保經濟巨輪不拋錨、不擱淺,並最終在全球經濟泥沼中安全突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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