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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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梨事件」與「台灣生命共同體」(2021.5)

發布日期:2021-06-03

☉文/郝沛然

自3月1日起,大陸暫停進口台灣鳳梨,引發島內震動。上至蔡英文、蘇貞昌,下到綠營基層「樁腳」,均「同仇敵愾」、一致抨擊大陸,試圖製造「齊心反抗中國打壓」的民意氛圍。其實,類似政治操作在兩岸關係發展歷程中屢見不鮮,確實可將很多台灣民眾「團結」到民進黨「反中抗中」大旗之下,也自然有助於該黨鞏固基本盤,擴大民眾尤其是青年支持。更嚴重的是,這將推動「台灣生命共同體」的成熟與固化,並為「台獨」勢力進一步構建「台灣民族」創造條件。

一、兩岸分離與對立是構建「台灣生命共同體」的基礎條件

(一)兩岸長期分離為構建「台灣生命共同體」提供客觀環境

國民黨退踞台灣後,依舊打着「中華民國」旗號,將「反共反攻」列為「基本國策」,兩岸陷入軍事對峙、政治對立與同胞隔絕的狀態。後來,兩岸隔絕狀態雖被打破,但迄今尚未結束政治對立,就為「台灣生命共同體」的構建提供了客觀依據。

一是台灣當局作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立政權存在,有旗、徽、歌,也有軍隊,並且通過選舉產生各級公職人員,「國家」形態較為完備。它不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納稅,在國際上還獲得一定程度的外部承認:最盛時,它佔據着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與美國、日本、西歐等有「邦交」,「邦交國」總數達70個。

二是台灣當局長期醜化、妖魔化中國共產黨及其幹部,攻擊大陸社會主義制度,致使不少台灣民眾對大陸政治、經濟、社會有着很深的誤解,懷着很重的偏見,對大陸觀感整體較差。再加上在較長時段,台灣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明顯優於大陸,導致很多台灣民眾對大陸民眾抱着優越感,兩岸民眾間「我者」與「他者」的界限清晰,「心理距離」較遠。讓台灣民眾認同大陸民眾是「親人、同胞」,自然殊為不易。

(二)重大歷史事件為構建「台灣生命共同體」起到助推作用

一是1949年前後大撤退。當時,約200萬軍民倉皇赴台,路上歷經艱險,最終逃到「那個可以暫時躲雨的地方」。上世紀50年代,駐守海南、舟山、大陳島的國民黨軍隊裹挾民眾先後撤往台灣。「大家都在一條船上」既是真實寫照,更是一種形象比喻,即意味着赴台軍民從此「命運相連、生死與共」。此外,由於擔心解放軍隨時發起渡海戰役,島內人心散亂。初抵台灣,無論達官貴人還是底層軍民,多數惶惶不可終日,社會上謠諑紛傳。江南在《蔣經國傳》中這樣寫道:「用山雨欲來風滿樓來形容1950年的台灣,其真實性無可非議。……台灣前途,一片漆黑。」對此,國民黨加緊戰爭動員,要求民眾「與台灣共存亡」。

二是台灣當局失去聯合國席位。如果1949年前後的逃亡與恐懼只屬於外省人,那麼1971年的沉重打擊則屬於所有台灣民眾。台灣當局被逐出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後,一大批「邦交國」轉身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中華民國」成為「國際孤兒」。失去聯合國席位,雖對台灣當局外部「合法性」造成巨大衝擊,但「這個挫敗反倒對台灣產生穩定效果」。美國學者陶涵認為,台灣被排除在聯合國外「強烈凸顯出外省人、本省人現在風雨同舟,同一命運」。

三是台美「斷交」。1978年12月美國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與台「斷交」,台灣國際處境更為孤立。數萬名民眾群集「外交部」廣場,高喊反美口號,部份抗議者對來台「說明情況」的美外交官投擲石頭。這雖有台灣當局煽動、組織因素,但「被美國背叛、拋棄」的感覺卻普遍存在於台灣民眾心中。至此,國民黨統治台灣的外部「合法性」——聯合國席位、美國外交承認盡失,重返大陸夢想進一步落空,迫使蔣經國更加確定選擇本土路線,更加確定立足台灣,並逐步開啟政治開放、政黨競爭的道路,以重塑國民黨治台「合法性」。這必然加深不分省籍台灣民眾「我們都是台灣人」的認同。

二、「台獨」勢力是構建「台灣生命共同體」的主要力量

(一)強調大陸「威脅」,製造「被併吞」恐懼

上世紀90年代,李登輝在吸納彭明敏「台灣命運共同體」概念基礎上,拋出「台灣生命共同體」的說法。此後,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等一脈相承,採取多種方式構建「台灣生命共同體」,最常見的是渲染大陸「侵台威脅」、給民眾施加「台灣被併吞」的壓力。

1995年、1996年,針對李登輝分裂言行,人民解放軍數次展開大規模軍演。李登輝逆向操作,一面表示「這是中共為影響我們第一次民選總統的選情」,一面稱有「對付中共的18套劇本」,營造「大陸破壞兩岸和平而自己維護台海穩定」的形象,順利當選為台灣地區領導人。1996年5月,李在就職演說中表示,「50年來的禍福相共,已讓我們成為密不可分的生命共同體」。

陳水扁上臺後,不斷推動「台獨」冒險活動升級;面對大陸一系列遏制措施和國、親兩黨反對活動,加緊構建「台灣生命共同體」便成為陳水扁反制大陸、穩固政權的有效手段。2003年11月「公投法」通過,陳水扁就迫不及待地啟動其中「防禦性公投」條款,提出「強化國防公投」案,稱「台灣遭遇外力威脅是現在進行式」,要求「增加購置反飛彈裝備」。正如霍布斯鮑姆在《1780年以來的民族與民族主義》中指出,「唯有在優勢民族挾其強權進行兼併的威脅下,才會讓被侵略人群生出休戚與共的民族情操,一致對外」,「防禦性公投」旨在讓台灣民眾更清楚一個「事實」,即台灣已是一個「生命共同體」,而中國否定台灣「主權」、意圖「併吞」台灣,是全體台灣民眾的敵人。陳水扁也從不諱言,「公投」目的就是「台灣要成為正常完整和偉大國家」。

2018年11月「九合一」選舉中民進黨慘敗,蔡英文政權岌岌可危。為扭轉2020年「大選」中劣勢,民進黨政治人物紛紛以「辣台派」自居,向台灣民眾尤其是青年極力販賣「芒果乾」(諧音「亡國感」),將選舉定位為「統獨之戰」:一是利用香港修例風波,攻擊「一國兩制」,散播「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二是將「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劃上等號,熱炒「大陸武統台灣」氣氛,蔡英文「承受第一波攻擊」、蘇貞昌「掃把抵抗大陸」等言論均在誇大兩岸戰爭風險,向台灣民眾灌輸「戰爭恐懼」;三是修訂「國安五法」,制訂「反滲透法」,推動「中共代理人修法」,制定「反制『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指導綱領」。這些舉措不但幫助蔡英文獲得「史上最高票」,而且也深深固化着民眾的「台灣生命共同體」意識。

(二)製造大陸「打壓」悲情,升高兩岸民眾間敵意

控訴中共「鴨霸」,疏遠兩岸民眾感情,是「台獨」勢力構建「台灣生命共同體」的又一重要方式。尤其是國民黨當局長期推行反共教育,更有助於「台獨」勢力進一步醜化大陸形象、升高兩岸民意對立。

1994年,李登輝利用「千島湖事件」大做文章,不但形容大陸是「土匪政權」,而且禁止台灣民眾到大陸探親、旅遊或從事各類經貿活動。彼時,很多台灣民眾對大陸產生誤解、不滿甚至惡感。民調顯示,事件發生後,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從1個月前的29.1%增至36.9%,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從24.2%減至12.7%,「支持統一者」從27.4%減至17.3%,而「主張維持現狀者」從44.5%增至54.5%。

陳水扁執政後,「台獨」舉動遭到大陸強有力的遏阻,國際空間被進一步壓縮。「斷交」事件頻發,台無法參加世衛大會等國際會議,企圖在其他方面有所「突破」也頻頻碰壁。陳水扁遂稱大陸對台「惡意打壓」,並利用自己中南部底層出身,煽動「高級外省人聯合中國欺壓台灣人」的「悲情意識」,既有助於穩固權位,又可凝聚部份台灣民眾尤其是本省籍民眾的「生命共同體」情感,在島內激化了省籍矛盾,在兩岸淡漠了同胞感情。

蔡英文在處理台與多國「斷交」、無法參加重要國際會議、獲取疫苗受阻、鳳梨無法出口大陸等一系列事件時,與陳水扁「甩鍋」給大陸的做法如出一轍。她多次把自身塑造成常遭大陸「欺凌」的受害者,借此博得民眾同情與支持。面對一度不利的選情,她炮製「大陸干涉台灣選舉」等言論,插手香港事務,營造港台聯動共抗大陸的態勢。蔡英文與她領導的民進黨還在「火燒車」陸客罹難、「小明」無法回台團聚、陸生延遲返校等事件中充分展現出對大陸民眾的歧視與冷漠,表明了對大陸民眾根本沒有同胞愛的態度。

(三)力推「去中國化」政策,消泯台灣民眾「中國意識」

「台獨」勢力為構建「台灣生命共同體」並進而形塑「台灣民族」,將「語言」「地域」「記憶」「心理」等民族主義理論中重要內涵與台灣現實相結合,以消除台灣民眾「中國意識」,使其樹牢「台灣意識」。

李登輝基於「中華民國在台灣」論述,按照「同心圓史觀」改革課綱。1995年,「教育部」發布高中課綱,台灣史雖附屬中國史,但首成獨立單元;1997年,推出「認識台灣」教科書,分為社會、歷史、地理3冊,首次將台灣相關史地整合成單一課程。

陳水扁則掀起一陣陣「去中國化」浪潮,使得與台灣民眾生活密切相關的「中國元素」大幅消失,以強化民眾「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的分別心。例如,教科書中台灣史與中國史、外國史並列,明清歷史被併入世界史,「我國」被改為「中國」。例如,「中船」被「正名」為「台船」,「中油」為「台灣中油」,「中華郵政」為「台灣郵政」等。陳水扁曾得意地說:「『去中國化』是我任內最大成就」,「希望大家繼續拼,在我卸任前,可以有8成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蔡英文則延續李登輝、陳水扁的思路,拋出「中華民國台灣」論述,繼續在「華航」標識、軍艦命名、「護照」設計等方面凸顯「台灣」,將中國史納入東亞史範疇,將閩南話、客家話和少數民族語言均定為「國語」等。她在文教、社會領域縱深推進「去中國化」,謀求培養一代代「天然獨」,促使「台灣生命共同體」更為成型。

三、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是破解「台灣生命共同體」的正確道路

(一)要反對「台獨」勢力「脫鈎」,也要避免「厭台」情緒破壞兩岸融合大局

「台獨」勢力為構建自外於中國的「台灣生命共同體」,必要斷開兩岸各方面連接,實現「脫鈎」「斷流」。近些年來,此類動作更為顯現:限制兩岸經貿合作,引導台商「回流」,企圖與美西方建立「去中國化」供應鏈;頻繁修法,嚴格管控兩岸晶片研發合作、出版交流和農業技術交流;疫情期間,趁機關閉「小三通」,基本切斷兩岸正常交流交往等。

對此,大陸各界人士須保持清醒頭腦,不能產生「斷了正好、省得老賺大陸錢」的狹隘思想。此次因生物安全考慮被迫暫停台灣鳳梨進口,是不得已的無奈之舉,但這不表明「中斷兩岸經貿、廢止ECFA」等論調正確。近些年來,由於民進黨持續在兩岸間製造敵意,大陸民間「武統」聲音高漲、「厭台」情緒上揚,部份學者甚至島內統派人士也主張「不再對台讓利」。正如《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批判的「左」傾機會主義,上述論調「把片面當成全面」,「對於革命的長期努力缺乏忍耐心」,「容易發生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情緒和行動」。這些人忽視了經貿在兩岸關係中的「壓艙石」作用,看不到實現和平統一是需久久為功、長期付出的過程,也沒有真正認識到「武統」台灣後的治理難題。

(二)要增強兩岸各方面連結,牢固同胞親情

當前,大陸綜合實力已遠超台灣,制度優勢愈加彰顯,牢牢掌握兩岸關係發展主導權,更應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從外部解構「台灣生命共同體」;以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反制民進黨當局「親美遠中」「閉關鎖島」舉動;以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同胞心靈契合,斬斷「台獨」勢力構建「台灣民族」的路徑。

經濟層面,以實施「十四五」規劃為契機,繼續打造兩岸共同市場,鼓勵台胞台企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分享大陸經濟發展機遇。社會層面,落實落細台胞同等待遇政策舉措,吸引台胞、台青來大陸就業、就學、生活,促進兩岸婚姻健康發展,加強基層交流,推動應通盡通。文化層面,發揮中華文化的兩岸精神紐帶作用,開展更多民俗、宗教、宗親交流活動,以「仁義禮智信」等優秀傳統文化塑造兩岸共同價值,引導台胞強化民族認同。政治層面,積極開展對話協商,與島內有關政黨、團體探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制度性安排。只有當「兩岸因素」進入多數台灣民眾日常生活時,才能避免他們被「台獨」勢力裹挾到「台灣生命共同體」的構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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