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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脈絡看中美關係未來(2021.3)

發布日期:2021-06-03

☉文/胡后法

一場美國歷史上罕見的總統大選終於落下了帷幕,特朗普回到了他在佛羅里達洲的海湖莊園,新總統拜登每天開始了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的緊張工作,華盛頓又回到了作為超級大國政治樞紐的正常運行,全世界的目光開始聚焦白宮發出的種種政治信號。自選戰打響以來,拜登宣稱要改變特朗普政府的錯誤政策,使美國這艘超級巨輪重新回到正確航道。無論是英、德、法等傳統盟國,還是俄羅斯、伊朗等主要敵對國家,各國都在關注拜登將對特朗普的單邊主義如何進行「撥亂反正」,而國際社會最關心的還是華盛頓將對中國採取的政策,因為未來國際格局的發展變化主要取決於中美關係的走向。人們期待美國新政府能出臺理智的對華政策,並通過塑造良性的中美競爭關係造福於日趨複雜多變的未來世界,避免因美國對中國採取敵視與對抗而將世界推向災難。

美國視中國為戰略棋子

近年來,美國對中國的認知發生了根本變化,這是導致了美國朝野在對華政策上出現高度一致的主要原因。目前,「中國是美國頭號競爭對手,必須集中力量對付中國的崛起」,基本已成為美國上下的政治共識。回顧中美關係自二戰結束以來走過的歷程,可以概括為孤立打壓、密切往來、合作競爭、對抗打壓四個主要階段。

中美關係的第一階段,從二戰結束到上世紀70年代,美國在這一時期將中國納入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黨國家陣營,對中國實施孤立、封鎖,基本斷絕與中國的任何交往,除零星民間來往外,兩國關係處於封閉狀態。

第二個階段起自上世紀70年代尼克遜訪華一直到世紀末,此階段被視為中美關係的「蜜月期」。在此期間,美國出於對付前蘇聯的戰略需要,改變了對中國的敵視政策,開始了與中國的主動接觸。隨着兩國的正式建交,中美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性階段,對國際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從此,兩國在各個領域建立了廣泛而深入的合作,從經貿往來到民間交往,從高層互訪到軍事交流,中美關係逐漸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

第三階段大致從本世紀初開始一直到2015年左右。在這一階段,中美關係呈現合作與競爭相交叉的特點,兩國在合作的同時,矛盾與鬥爭逐漸增多,美國對華政策的基調開始出現變化。在兩國關係的「蜜月期」,美國是想通過與中國的密切接觸,將西方意識形態輸往中國,最終把中國改造成「美式民主」國家。但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國不僅綜合國力增強,政治自信也不斷提升。當美國發現中國政治制度並無鬆動跡象後,便開始強化對中國的遏制。

第四階段開始於奧巴馬執政後期到拜登上臺。奧巴馬總統雖然來自民主黨,但他的政府在對華政策上已明顯加大遏制力度,尤其是在其執政後半期,奧巴馬提出了「亞洲再平衡」戰略,其真正目的在於建立圍堵中國的「亞洲包圍圈」。自此,美國朝野一致將中國視為頭號對手的共識基本形成。奧巴馬之後上臺的特朗普,其對華遏制戰略更是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中美關係跌入了歷史最低谷。特朗普作為「另類總統」,有些對華政策措施雖然不符合美國利益,不一定得到民主黨的完全贊同,但共和民主兩黨阻止中國崛起的政治決心是一致的,對華保持高壓的遏制戰略並無差異。

雖然以上四個階段的劃分不一定準確,但大致可以看出近半個多世紀以來中美關係總的脈絡。從中可以看出,美國長期以來始終把中國作為其全球戰略的一個棋子加以對待。美國從爭霸世界的需要出發,根據不同時期的不同對外戰略目標處理對華關係。當年改善和中國的關係,是出於抗衡蘇聯的目的,為的是拉攏中國共同打垮作為另一個超級大國的蘇聯。而與中國關係密切,直至建立全面合作,則是為了改變中國,對中國實施「和平演變」。當眼看改變中國的企圖不可能實現後,美國又很快調整了對華政策,由合作為主轉向合作與遏制並重。而隨着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美國又由合作與遏制並重轉向了以打壓圍堵為主的戰略。美國對華政策的歷史軌跡貫穿於民主、共和兩黨政府。也就是說,不管哪個政黨執政,美國的對華政策沒有明顯差別,基本面始終保持了一致。

大變局促拜登調整對華政策

目前,美國對華關係已基本定格在戰略對抗層面。人們寄希望於拜登上臺後改變特朗普總統與中國全面對抗、極限施壓的政策。然而,從大國競爭的歷史規律看,中美戰略對抗的總體趨勢不可能改變。中國的飛速發展,對作為長期稱霸世界的美國而言,無疑構成了巨大戰略壓力。出於霸權國家的本能反應,美國不管什麼黨派執政、不管什麼政治人物上臺,打壓中國、遏制中國的發展與崛起,都將是對外政策的核心任務。

美國共和與民主兩黨在國家治理方式和具體政策措施上雖然有時大相徑庭,但在國家宏觀戰略目標上是一致的。共和黨往往着眼於短期效應,比較注重眼前利益,在具體微觀問題上共和黨的特點是追求立竿見影的政治效果,不大講究政治手段的運用,有時為了實現既定戰略目標,往往不顧方式方法,其結果常常事與願違,如布殊總統發動的反恐戰爭和特朗普的激進單邊主義就是最好的例證。

與此相比,民主黨更加注重長遠政治目標,對國家戰略深謀遠慮,在重大歷史關頭民主黨往往推出一些重大戰略決策,引領美國佔據世界經濟與科技新的制高點。在國內政策上,民主黨更加注重不同階層、不同種族之間的利益平衡。在對外政策上,民主黨重視與盟國發展關係,善於借助外力打擊對手。在民主黨看來,利用多邊主義更有利於實現美國的利益。民主黨政客多謀善斷,講究政治策略,與共和黨形成很好的政治互補。從近幾十年來的情況看,民主黨執政往往呈現內外政策相對穩定、注重在全球治理中發揮積極作用的特點。

作為已穩據超級大國地位的霸權國家,要想阻止後起大國的崛起,大致有三種戰略選擇:

一是想方設法給對手製造麻煩,如經貿上實施制裁、禁運,外交上實施孤立、封鎖,軍事上進行威脅、圍堵,壓縮對手的生存空間,剝奪對手的發展機遇,從而確保自己始終處於壓倒性優勢地位。從美國近年來對華戰略看,共和黨政府採取的更多是這種打壓為主的選擇。這種戰略選擇具有保守主義特點,缺乏對增強本國實力的進取性措施。也就是說,這種戰略只注重對中國的打壓和圍堵,而對如何提升美國自身實力考慮不多,其結果很可能是美國和中國的實力上升同時受到抑制。

二是面對新興大國的崛起,霸權國家以增強本國實力優勢為核心戰略,全面提升本國競爭力,擴大本國在各領域的絕對優勢,確保在經濟、科技、軍事等各個方面對新興大國的領先地位,其中也包括聯合盟國組成遏制新興崛起國家的「統一戰線」。這一戰略的最大特點是將其他大國的崛起作為動力,將壯大本國實力置於內外政策的重中之重,這雖然需要付出巨大努力,乃至作出犧牲,但卻是保持超級大國不敗之地的治本之策,也有利於國際局勢的穩定,屬於相對溫和良性的大國競爭模式。

三是將上述兩種戰略合併使用,即在全力增強本國實力優勢的同時,不放棄對新興崛起大國的打壓圍堵。從效果上看,這一戰略可能會對新興崛起國家形成雙重壓力,對本國保持霸權地位提供「雙重保險」。

回顧近幾年美國的對華戰略,更多體現的是第三種戰略選擇,但特朗普政府偏重的是對中國的圍堵打壓。事實證明,這一偏重打壓的戰略並沒有取得理想效果。從近來拜登政府負責對華政策要員的一些表態看,美國新政府將基本保持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戰略目標,但在策略層面將作出調整。根據白宮官方透露的信息,在符合美國利益的前提下,拜登政府將重開與中國的合作。自拜登入主白宮以來,中美間曾經「劍拔弩張」的緊張關係已出現鬆動跡象,拜登與習近平的除夕電話會談更向世界釋放出兩國願意改善關係的積極信號。

美國民主黨雲集了美建制派政治精英,他們在政治理念上信奉自由主義理想,但對實現國家利益又具有深厚的現實主義戰略思想。民主黨的這一執政理念決定了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將呈現遏制與合作並重的特點。拜登的執政團隊對當前中美競爭的現狀有着深刻的洞察,他們對中國近年來日益上升的國際地位瞭若指掌。據此,美國新政府的對華政策必將是理想與現實的結合、對抗與合作的並舉。

當今,世界離不開中國、中國離不開世界的格局已基本形成。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最新報告,在全球186個受調查的國家中,有33個國家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為中國,有65個國家的第一大進口來源地是中國。有些國家已形成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兩年前,中國還是世界上第二大外商投資目的地,但到2020年,中國已成為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達1630億美元,超過了美國。

與此相比,美、英、德、意等傳統發達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卻明顯下降。2020年流入美國的外資下降了49%,僅達1340億美元,明顯低於中國。長期以來,美國一直是外資首選目的地,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吸收外資的冠軍,出乎許多專家的預料。外國投資規模是衡量一個國家國際地位的重要指標,國際社會十分看重這一指標。

資本投向是最好的風向標,資本對經濟、政治發展趨勢最為敏感、嗅覺最為靈敏。所以,中國成為最大外國投資目的地,至少說明三點:一是國際資本將中國視為全球經濟的避風港,認為投資中國相對安全,風險不是太大;二是投資中國被認為有利可圖,資本回報率高於其他國家;三是外國資本看好中國的未來發展,前景優於其他國家和地區。

如果沒有以上三點,外國資本是不會大量湧向中國的。可以肯定,中國作為「投資沃土」將繼續被各國企業家和投資者看好,其他國家取代中國「世界工廠」地位的企圖和努力,短期內很難如願以償,而中國作為「世界消費市場」的地位更將難以撼動。沃爾馬未來5年將在武漢投資30億美元,特斯拉正擴大上海工廠的產能,迪士尼公司計劃建設新的主題樂園,美國的跨國公司不是回流美國,而是紛紛加大在中國的投資規模。

去年,中國首次成為歐盟最大交易夥伴,將美國擠到了第二位,這一消息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歐盟是美國長期經營的戰略重點,美歐互為頭號交易夥伴,始終被視為天經地義,現在終於被中國所打破。

中國已經與世界高度融合,美國經濟也已經與中國經濟高度融合,這是未來中美關係發展最積極的因素。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早已今非昔比,精明的美國民主黨精英們不可能無視國際局勢出現的巨變,其制定的對華政策也不大可能完全脫離國際政治變局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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