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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雨珍:東亞文化交流的推動者(2021.3)

發布日期:2021-06-03

☉文/招嘉

作為一名學者,一位老師,劉雨珍多年來都在通過個人的研究和對學生的培育努力促進東亞文化交流。「我們與日韓學者一起探討東亞文化的相互理解,推進東亞文學文化研究的深入,這是在學界促進東亞團結的一種很好的方式。」

劉雨珍,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日本研究院兼職教授,兼任東亞比較文化國際會議中國分會會長、中國日語教學研究會副會長,中華日本學會常務理事等,是內地知名中日比較文學、東亞文化交流史學者。他曾師從中日比較文學大師中西進教授,著有《中日文學與文化交流史研究》《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匯編》《日本政法考察記》等。

作為一名學者,一位老師,劉雨珍多年來都在通過個人的研究和對學生的培育努力促進東亞文化交流。「我們與日韓學者一起探討東亞文化的相互理解,推進東亞文學文化研究的深入,這是在學界促進東亞團結的一種很好的方式。」

自小聰慧 偶學日語

劉雨珍出生於贛東北的上饒市萬年縣,6歲不到便進入小學學習。1980年,劉雨珍考入縣重點高中,未滿14歲的他成為班裡年齡最小的學生。正是在那個班裡,他遇到第一位改變自己命運的老師──上海知青徐方啟。

在劉雨珍眼裡,這位來自上海的年輕老師是個厲害的人物,師範出身,音樂了得,還自學了日語。徐方啟曾向校長建議,將高中文科班的外語由英語改為日語,以求讓更多孩子考上好大學。他的建議獲得校方批准,後來徐方啟又成立了一個課外日語興趣小組,放學後給對日語感興趣的孩子開小灶,劉雨珍就是其中一員。

實際上,劉雨珍少年時對日本的印象並不太好,與許多生於上世紀60年代的人一樣,他對日本的認識大多來源於《地道戰》《地雷戰》等抗日電影。但隨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70年代末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中日兩國關係出現極大緩和,老百姓對日本的態度漸趨友好。因此,當聽說徐方啟要創建課外日語興趣小組時,劉雨珍自願報了名,家人也沒有反對。

就這樣,劉雨珍開始專心學習日語,聽說讀寫譯等基礎訓練是興趣小組的日常。徐方啟將所接觸到的國外創造學理論融入日語教學之中,不斷激發學生的發散性思維。平日裡,老師會從日本兒童文學作家山中恒的小說中抽出部份內容讓劉雨珍他們試譯;寒暑假徐老師回上海時,劉雨珍就用日語與老師作書信交流。通過將日語學習融入日常生活的方式,興趣小組的學生們都對日語有了不俗的掌握。劉雨珍形容這段經歷為「師生相互成就」,徐方啟後來赴日留學,成為創造學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而劉雨珍等興趣班的孩子都考上了國內名校。

「如果不是學日語,我們可能考不到這麼好的學校。」時至今日,劉雨珍依然對徐老師充滿感激。1983年,16歲的劉雨珍以江西省高考日語狀元的身份考入了以文科著稱的杭州大學(後並入浙江大學)。

大師引導開啟文化研究

懷揣一本已經背得滾瓜爛熟的日漢詞典,劉雨珍走進了大學校園。當時恰逢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國家對外語人才的需求巨大,劉雨珍對這個學習機會十分珍惜。

杭州的靚麗風景吸引了許多外國遊客前來遊覽。為了練習日語,在杭州讀書期間,只要週末有空,劉雨珍都會跑到校外給日本遊客當免費導遊。作為杭州地標式景點,西湖是每個旅行團必遊之地。在上世紀80年代,西湖邊上有許多文物店,劉雨珍帶團時發現,日本人很喜歡到文物店去逛,最愛買詩詞書畫卷軸,尤其對唐詩掛軸情有獨鍾,這讓他感受到日本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喜愛。受此啟發,他覺得做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會很有前景。

1987年從杭大畢業後,劉雨珍考入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在那裡,他遇到另一位改變他人生軌跡的老師——中日比較文學大師中西進教授。

中西進當了劉雨珍一年的班導師,並負責教授日本古典文學課。對於這個班裡年齡最小,又是只身北上的學生,中西進分外關注。在短短的一年裡,中西進不僅指導劉雨珍學習《萬葉集》《源氏物語》等日本古典文學作品,還給劉雨珍細細分析語言研究和文學研究的異同及其發展空間。

「我能走上中日文學文化研究的道路,應該感謝中西進教授。」對於這位恩師,劉雨珍充滿感激。他至今還記得,1988年元旦,中西進教授把學生們叫到下榻的友誼賓館,與其夫人和孩子一起玩「百人一首」遊戲。這在日本是一個簡單而傳統的新年遊戲,連中小學生都會玩,但對當時從未踏出過國門的劉雨珍而言,這是一個難得的深入感受日本詩歌魅力的機會。

不久後,劉雨珍赴日交流,在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再續與中西進教授的師生情誼。在中西進的指導下,劉雨珍研習了諸多日本古籍,一步步走上中日比較文學研究的道路。

1997年,劉雨珍在日本神戶大學文化學研究科拿到博士學位,準備回國。南開大學向其拋出了橄欖枝,中西進對劉雨珍說,南開大學是一個很好的平台,其對日本的研究在中國處於領先定位。就這樣,劉雨珍毫不猶豫地來到南開。

「回國面臨最大的問題是研究資料不夠。」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與世界的連接遠不及如今,書籍資料的傳遞也不太方便。為方便後續研究,劉雨珍回國時通過「燕京輪」運了十幾箱書籍到天津。「後來發現這些專業書籍特別管用,我的學生們寫論文找不到相關書籍,就上我研究室來找書。」

見證中日民眾關係變化

如今,中日間人員往來、文化文學交流都比以往密切了很多。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樹、東野圭吾等日本作家的作品在中國非常火爆,中國當代作家莫言的作品在日本也有不少讀者。作為一名研究中日文學文化交流的學者,劉雨珍深知兩國同屬漢字文化圈,文化交流愈發密切。但從近幾年民調看來,兩國民眾間的相互友好度並不高。他認為,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方面,二戰後中國放棄了日本的戰爭賠款,但老一輩日本人都深知日本的侵略史實,因而過去對中國懷有贖罪感。而如今,日本教育體系中對這段歷史的描述較少,年輕一代缺乏對歷史的認識,贖罪感就更無從談起。

另一方面,過去日本是亞洲經濟的「雁頭」,中國只是貧窮的鄰國。出於對後進者的關心,劉雨珍初到日本時,身邊的日本人都會主動向他提供幫助。但從2010年起,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了日本,並且差距越來越大,對於這樣的變化,日本人需要一段時間來進行對華的心態調適。

同時,近些年日本社會總體的右傾化也降低了日本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前後旅居日本15年的劉雨珍對此深有體會。日本媒體對涉及中國的報道傾向於報憂不報喜,民眾對華好感度必然會受此影響。

這樣的影響不僅在普通民眾身上出現,在長期研究中日文學文化交流的日本學者身上也一樣存在。劉雨珍認為,與中西進等老一輩中日文化學者相比,日本中青代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喜愛及對中國的友好程度已大不如前,像他與中西進之間情同父子般的情感現已鮮見,兩國文化學者如今多是以合作為目的的夥伴關係。

對於這樣的變化,劉雨珍頗有感觸。「山川異域,風雨同天。畢竟東亞國家地緣相近、文化相通,中日間應該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日本應當正視侵略戰爭期間的歷史,中國也要以開放包容的心態學習日本的敬業精神、環保理念等。

以研究和教育推動東亞文化交流

作為一名中日文化交流史學者,多年來,劉雨珍一直在通過研究和教育推動東亞文化的交流與相互理解。早在博士期間他就參與了10卷本《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的撰寫和翻譯,後來還編譯了《日本老兵懺悔錄》,翻譯了中西進教授所著的《萬葉集與中國文化》,並編校了《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匯編》,讓更多人了解東亞多種方式文化交流的內容。

劉雨珍常常要求自己的碩博研究生「打通文史哲,學貫漢和洋。」他悉心栽培每一位學生,為學生取得的學術成就感到高興,就連跟筆者的短暫交談裡也多次提到自己的得意門生。身為東亞比較文化國際會議中國分會會長、中國日語教學研究會副會長、中華日本學會常務理事,劉雨珍不僅投身於東亞文化交流的研究,還利用其學術兼職組織比賽、指導學習,以提升中國的日語教育及日本學研究水平,為東亞各國學者交流搭建平臺。今年秋天,劉雨珍就將在南開大學主辦第15屆東亞比較文化國際會議中國大會,邀請中日韓三國專家學者匯聚一堂。

其實,在劉雨珍的心裡一直有一個想法,他希望日後能靜下心來,把1878年到1882年間中日韓三國外交官在東京留下的筆談資料編撰成劇。筆談,實際上就是三國外交官在東京會面時的書面交流方式,是對外交官們在外交、思想、文學、史學、學術、生活等方面的生動反映,其背後的許多故事都反映了當時三國交流的真實狀況。劉雨珍相信,東亞三國本就親近,該劇若能寫成,必將對東亞文化交流推廣起到促進作用,進而促進東亞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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