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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學術造假 引發信任危機(2021.3)

發布日期:2021-06-03

☉文/葛莉嘉

2021年1月21日,中國科技部《有關論文涉嫌造假調查處理情況的通報》一經發出即引起學術界質疑,凸顯中國學術界制度性信任危機。只有全力支持有能力的學者從事科學研究,毫不手軟地懲治學術造假行為,才能夠真正打造學術界內部的制度性信任。

2021年1月21日,中國科技部發布《有關論文涉嫌造假調查處理情況的通報》,該通報說,經過調查,對於曹雪濤院士、裴剛院士、耿美玉研究員、饒毅教授、李紅良教授五位自然科學領域著名學者遭到網絡質疑的論文,未發現有造假、剽竊和抄襲,但曹雪濤和李紅良較多論文存在圖片誤用,耿美玉論文存在少量圖片誤用。該通報一經發出即引起學術界廣泛論爭,學術造假再度成為時下熱門話題。

造假風波始末

2019年11月13日,前史丹福大學助理研究員、獨立科學顧問Elisabeth Bik在pubpeer網站發文,指稱她在一位赫赫有名的中國教授所寫的多篇論文中發現疑點,這位中國教授不僅是院士,還擔任一家中國頂級高校的校長。

11月16日,Bik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證實,自己的質疑物件是現任南開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美國國家醫學科學院外籍院士曹雪濤。曹雪濤主要從事天然免疫與炎症的基礎研究、腫瘤免疫治療應用研究,曾在Cell、Nature、Science、Nature Immunology、Cancer Cell等學術期刊發表SCI論文230餘篇,獲得引用1萬餘次。

Bik表示,她發現曹雪濤至少20篇論文的圖片可能存在「不當複製」的問題。

11月17日,曹雪濤在pubpeer網站發布回應,表示自己對這些出版物中得出的科學結論的有效性及工作的可重複性仍然充滿信心。然而回應並未阻止事情繼續發酵。一週後,至少60篇與曹雪濤有關的論文遭到網絡質疑。這些論文發表於2003至2019年間,絕大多數由曹雪濤擔任通訊作者,涉及曹雪濤工作過的第二軍醫大學、浙江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多個研究單位,關涉人員達200人。

11月22日,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續梅就曹雪濤事件回應稱:「教育部相關司局負責同志第一時間調查瞭解情況,也已經要求與涉事論文有關的部屬高校開展學術調查,同時組織專家對涉事論文和各方觀點進行研判。」

曹雪濤論文涉嫌造假事件發生不久,11月29日網絡上出現著名學者饒毅致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實名舉報李紅良、裴鋼、耿美玉論文造假的消息。為此,有媒體向饒毅本人求證舉報信的真實性,得到回應:「沒有發出,有過草稿」。

舉報人饒毅是首都醫科大學校長、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他作為國內生物科學領域的領軍人物,為著名學術自媒體「知識份子」擔任主編,在學術界頗具影響力。而遭到舉報的三位學者同樣具有一定的學術地位。李紅良是武漢大學醫學院教授,時任武漢大學基礎醫學院院長、武漢大學模式動物研究所所長;耿美玉是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學術所長、研究員,其主導研發的甘露特鈉膠囊被媒體稱為「阿茲海默症病人的希望之光」;裴鋼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同濟大學前校長、Cell Research主編及國際多種學術刊物編委,更是中國科學院道德建設委員會主任。

自此經過一年多的調查處理,《有關論文涉嫌造假調查處理情況的通報》於2021年1月21日發布,「在21個部門參加的科研誠信建設聯席會議框架下,科技部會同教育部、衛生健康委、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學基金委,建立分工負責、協同配合的聯合工作機制」,「在單位調查、部門審核的基礎上,覆核專家組赴實地檢查、聽取當事人的陳述和申辯,集體討論形成覆核結論,最後聯合工作機制審核形成處理意見」。

通報最終認定五位學者遭到網絡質疑的論文均未發現有造假,但發現曹雪濤、李紅良、耿美玉部份論文存在圖片誤用。

通報指出,「相關科研人員在數據管理、實驗室管理、團隊管理等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並審議決定「取消曹雪濤院士申報國家科技計劃項目資格1年,取消作為財政資金支持的科技活動評審專家資格1年,取消招收研究生資格1年,責成其對被質疑的論文回應質疑並進行勘誤,對存在的問題作出深刻檢查,在工程院相應學部通報批評」、「取消李紅良教授申報國家科技計劃項目資格2年、取消作為財政資金支持的科技活動評審專家資格2年、取消招收研究生資格2年,責成其對存在的問題作出深刻檢查」、對耿美玉「進行批評教育和科研誠信提醒談話」。

通報公布僅兩小時後,饒毅就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饒議科學」上對剛剛被認定為「經調查未發現有造假」的裴鋼進行實名舉報,主張裴鋼應按照國際標準,通過重複實驗,驗證其於1999年發表於《美國科學院院刊》的論文結論的可靠性。網絡上對調查處理結果的質疑主要集中於兩方面,一方面指責調查過程不夠公開透明、未能提供詳細的調查報告,另一方面對「圖片誤用」的內涵產生懷疑,認為簡單的「圖片誤用」無法充分解釋某些實驗無法重複的問題。在輿論發酵的風口浪尖,中國正在快速發展的科研事業面臨着國際學術界結構性、制度性信任挑戰。

制度性信任的學術邏輯

這已經不是中國學者第一次在國際學術界引發爭議。2003年,上海交通大學微電子學院院長陳進教授宣布發明「漢芯一號」,成為當時中國自主研發高性能晶片的代表。但三年後,有人在清華大學水木清華BBS上公開批評陳進的「漢芯一號」涉嫌造假,在舉證人和媒體的不斷追蹤下,事件成立調查組並確認「漢芯一號」屬於造假行為。此時陳進已經借助「漢芯一號」申請到多個科研項目,騙取了高達上億元的科研經費。

無獨有偶,2016年世界頂級學術刊物《自然·生物技術》發表了河北科技大學副教授韓春雨關於NgAgo基因編輯的研究,這一技術被視作新一代基因編輯的突破性成果。但不久之後,全球多個頂級實驗室都表示無法重複韓春雨NgAgo系統的基因組編輯結果。許多中國學者也要求成立調查組,對韓春雨的實驗數據和結果進行調查。韓春雨則在輿論壓力下撤回了這篇論文。

持續出現的學術造假事件引發了國際社會的關注。《華爾街日報》在2016年曾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研究論文引發質疑,加劇了有關科學誠信的全球性問題》的文章,尖銳地批評一批中國學者大規模進行學術造假的現象——通過篡改圖片、拼接圖片、修改數據等手段,在學術期刊上發表了大量涉及學術造假的文章。這篇報道及其引發的輿論震盪對於整個中國的國際學術聲譽都造成了嚴重的影響。

面對不斷出現的學術造假問題,中國的高校和學術管理機構處理造假涉事者的方式卻時常引發公眾爭論。在陳進以子虛烏有的「漢芯一號」 騙取了如此數額的科研經費後,他所遭受的懲罰僅僅是撤銷各項職務和學術頭銜,並未受到任何法律層面的追究;韓春雨事件中,在學術界普遍質疑其造假的背景下,韓春雨所屬的河北科技大學通過內部調查力挺韓春雨沒有造假行為,並且沒有對他及團隊進行形式的處罰,韓春雨至今仍然擔任河北科技大學的副教授。

部份高校之所以在面對諸如數據造假等學術不端問題時,經常採取「護短」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解決方案,是因為培養一名成熟的科研人員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成本。

這一方面與中國人情社會的現實有關,另一方面則體現出中國的學術共同體仍然沒有在潛在的學術造假和學術不端問題上形成充分的共識。相較而言,一些國家已經將學術造假納入到了犯罪體系的監控範圍內,對於涉及學術造假的學者輕則開除出校並使其遠離學術界,重則會令研究負責人鋃鐺入獄。

從2008年愛荷華州立大學前助理生物醫學教授韓東杓因為將人體免疫球蛋白G注入兔子血清偽造實驗數據而獲刑四年零九個月並罰款720萬美元,到韓國「克隆之父」黃禹錫因為幹細胞造假被判處有期徒刑18個月,嚴重學術造假需要負刑事責任已經逐漸成為一些發達國家學術界的共識。即使沒有入獄,學術不端也會使學者遭遇撤職、解約、取消博士學位和教授資格的懲罰,各大基金會和學術期刊也會對當事人關上大門,使得學者在學術界「社會性死亡」。

結構生物學家顏寧在評價學術造假問題時認為,「對學術不端事件處理得越公開、越清晰,人們去觸犯這些道德標準的可能性就越小。不對這些事進行認真公開的處理的話,再多的學風建設和學術規範教育都是徒勞」。因為這種懲戒機制的公開透明是在創造一種「制度性信任」。魏樂博在提出這個概念的時候強調,所謂的「制度性信任」是具體的、專門針對不誠信者所建立的制度。這種制度能夠有效的清除群體中潛在的利用制度漏洞牟取利益的個人,進而使整個群體形成尊重制度、相信制度並且以制度為基礎行事的正向回饋邏輯。

以此觀之,中國在學術造假問題上的遮掩護短和海外一些國家對於學術造假問題的零容忍正是在建立不同的制度性回饋。身處其中的學者如果意識到潛在的學術造假可能帶來巨大的收益,而即使事情敗露也不會造成過度惡劣的後果甚至無需承擔任何代價時,整個學術界的生態就可能因此遭到破壞,學術造假的行為就會屢禁不止。只有在制度層面拴牢對學術造假的懲戒機制,將學術造假與學者本人的職業生涯、學術聲譽甚至法律責任相掛鈎,才有可能為年輕的、初入學術界的學者打下牢固的遵守學術道德的準繩。雖然魏樂博提出「制度性信任」的概念並不針對學術造假,但在學術界,這樣一套邏輯同樣成立。

科學之爭與信任之爭

回到開頭所講的饒毅舉報裴剛事件,可以看出輿論對這一問題的爭論並不是完全「就事論事」的,網絡平臺對於這一問題的評論,或多或少都會提及此前中國學術界多次爆發的大規模學術造假事件。以饒毅舉報裴剛這一「神仙打架」的事件為契機,輿論正在反思的是中國社會整體性的學術造假與學術界制度性信任的危機。

特別是在科技部連同各個部門印發的《有關論文涉嫌造假調查處理情況的通報》公布之後,正因為調查過程的不透明、公布信息的不全面以及對於科學問題未能進行以科學為基礎的回應,才進一步引發了公眾質疑——每張「誤用」圖片是如何誤用?誤用如何影響到了論文結論?誤用是人為的還是故意的?這些問題都需要在報告中給予更加清晰的呈現,這也是科學主義作為核心價值的體現。因此,這場舉報風波的背後實際投射出的是學術界能否以科學為標準評價學者的成果,以及對於潛在學術造假問題的合理處置能否挽回公眾信任的問題。

科學的問題終究要靠科學的方式來解決,能否重複實驗、能否證明實驗邏輯和結果的完整正確才是檢驗這場爭論的唯一標準。只有基於科學主義的邏輯來理解學術造假、支持有能力的學者從事研究、切實懲治學者的學術造假行為,才能夠真正打造學術界內部的制度性信任。學術界內部制度性信任的形成,也終究會提升國際社會對於中國學術界的評價以及公眾對於學術界的信心,在中國走向科技強國的道路上,學術共同體的制度性信任建設註定是必不可少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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