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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磨煉成專教小提琴的行家裡手(2021.5)

發布日期:2021-06-03

──專訪小提琴教育家方放(上)

☉文/莫利亞  鏡報紐約分社社長

我與小提琴演奏家方放相識在紐約42街地鐵站,這裡是紐約地下交通樞紐,有多條地鐵線路24小時在此停靠換乘呼嘯而過,站臺上和走廊裡總有不同族裔的音樂人操着不同樂器演奏。讓行色匆匆的紐約客有一絲聽覺享受,一旦聽到技藝高超的演奏或自己喜愛的樂曲,不少人會駐足聆聽、與演奏者交流。一天我在站臺等待換車,一陣悅耳的小提琴聲傳來,聽得出,演奏者不是泛泛之輩,循聲望去,是位長相憨厚的華裔青年,雖然琴聲不時淹沒在地鐵的轟鳴中,他還是心無旁騖,像站在舞臺上一樣專心拉琴。一曲終了,我過去與他交談,他有一個十分好記的名字姓方名放—方放,我要了他的聯絡電話。不久紐約僑界舉辦一場隆重的大型宴會,我向主辦者推薦請他在宴會上演奏。當晚方放一曲蕩氣迴腸的《梁祝》獲得上千來賓的熱烈掌聲。隨後他逐漸轉向一對一傳授小提琴演奏技巧為業。一晃20多年過去了,至今,他已教了100多個4歲到20歲的學生;他自己也磨煉成專教小提琴的行家裡手,躋身於當代小提琴家和名副其實的小提琴教育家的行列。他的成長過程,充滿着機遇和傳奇,且聽他娓娓道來。

莫:方放,你怎麼會與音樂結下不解之緣並且奠定紮實根基的?請談談你的經歷。

方:1958年2月23日,我出生在北京的一個著名音樂家家庭,父親方國慶是北京中央樂團交響樂隊首席定音鼓,曾是第一屆中國打擊樂協會會長,他精通多種樂器;母親許健音是生物化學領域的研究人員,70年代末她領導一個小組,研發了國內肝炎丙種球蛋白B型肝炎針劑預防疫苗。

我出生兩年後,也是我嗷嗷待哺亟需營養的階段,中國進入缺吃少穿的生活困難時期,人們普遍營養不良。這時我爸所在的樂團給打擊樂聲部演奏員每人每天發給半磅牛奶,當時,牛奶可是稀罕物品,我爸自己不捨得喝,小心翼翼拿回家餵我喝,我靠着這份特殊享受度過幼兒階段。懂事後聽說這段經歷,我忍不住熱淚盈眶。

受生活環境所賜,我四歲開始跟周廣仁老師學習鋼琴,先學音樂感覺,再去練琴。我爸要求我每彈一遍曲子要在白紙上寫一劃,彈五遍就寫成了一個「正」字,這是我父親要我每天必須完成的功課。我的耳朵訓練得很好,爸爸在鋼琴上彈八個音十個音,我都一一說出音高來。

莫:父親如何影響你的成長軌跡?

方:1962年間,爸爸經常帶我去北海公園聽中央樂團交響樂隊的星期音樂會。由李德倫先生和韓中傑先生指揮的外國交響樂,引人入勝;獨奏獨唱小組的節目很好看;我爸的木琴獨奏廣東音樂《旱天雷》,莫札特的《土爾其進行曲》,哈恰圖良的《馬刀舞》和他的手風琴與絃樂隊合奏的《花兒與少年》。這些樂曲讓我歡快,會跟着節奏手舞足蹈;女高音獨唱有劉淑芳阿姨演唱的印尼歌曲《寶貝》,花腔女高音孫佳馨阿姨演唱的《夜鶯》。這兩位阿姨是當時數一數二的女高音歌唱家,她們的演唱贏得掌聲最多。她們演唱時都由我爸擔任鋼琴伴奏,叔叔阿姨都稱讚我爸是「多面手」。臺上的演出讓我聽得入神,臺下的掌聲讓我熱血沸騰。

「四清」運動開始,我父親和在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工作的母親都下鄉勞動去了,我的鋼琴學習也就停了。緊接着是一場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全國上下攪得天翻地覆。在文化領域,八個樣板戲佔領了整個中國的文藝陣地,其它文藝形式一律偃旗息鼓,但掐不滅我心中已經點燃的音樂火苗。在形勢驅使下,我開始自學拉京胡,還跟着李玉和「臨行喝媽一碗酒,渾身是膽雄赳赳」的調子唱。我爸媽堅決反對我拉京胡,強調說:你為什麼不拉小提琴,小提琴是四根弦,京胡才兩根弦……

我去劉奇叔叔那裡借了一把3/4的小提琴,找朱信人老師(他是我爸爸在常州國立音專少年班的同學,後任中央樂團副團長)學習小提琴,第一首曲子拉的是《東方紅》,接着換了一個調拉還是《東方紅》,反反復復地拉。朱信人老師用他的老師編寫的教材教我。他的老師是猶太人,是上世紀40年代從德國來到上海的小提琴家。我學了半年,進步很快,朱老師說,我教不了你了。就換了張志勤老師教我。張志勤老師是張志新烈士的妹妹,她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師從譚舒真先生。什麼音階啦,左手換把啦,裝飾音啦,揉弦啦,對音啦,右手長弓啦,短弓啦,弓的分配和弓的換弦等等小提琴演奏技巧學了個遍。後來,張老師搬家了,爸爸又找上世紀50年代從羅馬尼亞學成回國的趙維儉老師教我,他教了我半年,教得很細緻,半點馬虎都不行;他還用自己編的教材給我拉,除了能解決技術問題,還挺好聽的。後來他從中央樂團調到中央音樂學院搞教學工作。再就是許述惠老師,他早年在哈爾濱跟一位俄裔猶太大師學琴,許老師是一位很全面的老師,也是一位負責任的老師,他對學生要求很嚴,我跟許老師學很對路子。期間,我爸還請盛中國老師,林耀基教授教了我幾節課,使我受益匪淺。學琴過程中,我拉得最多的是小提琴練習曲。當時,傳世的小提琴名曲都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成為禁地,誰也不敢碰。所以我曲子拉得很少。我爸看着我練琴有兩年,督促很嚴:他十分注重音準,節奏和音色,要求我拉得「勻,準,美」,一點不能含糊。我先後跟不同的老師學琴,把他們的要求都學到了,就像蜜蜂採蜜一樣,汲取各家所長,不斷充實自己。

莫:你曾在總政歌舞團拉小提琴,你是如何進入該團的?在該團又有哪些歷練?

方:我16歲那年由總政歌劇團提琴教師許斐平的哥哥許斐尼介紹,我通過兩輪考試,被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歌舞團錄取。從此,我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要像軍人一樣地嚴格要求自己,早起軍訓,接着排練,演出,政治學習等等,一樣不落。演出後還要幫舞美隊搬道具,道具上面寫着「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在團裡我找到一個倉庫房,地方僻靜,每天早上五點半起床去那裡練琴,比隔壁跳舞隊練早功的學員還要早。當兵是不許談戀愛的,轉正當幹部了才能談戀愛,這樣可以讓我專心練琴。我們經常去人民大會堂演出、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錄音,去中國人民解放軍「八一」電影製片廠為影片配樂。在全軍第四次匯演中,我榮獲師級嘉獎一次。1981年,我被提升為連級幹部。

莫:那你怎麼又突然離開總政歌舞團,考入上海音樂學院小提琴專業深造?在上音有什麼收穫?

方:1977年鄧小平主席提出「改革開放,擇優錄取」,團裡為提高專業水平,樂隊領導徐新老師和李秀慧老師推薦我和另外兩人考入上海音樂學院小提琴專業,我們是帶着軍籍帶着工資上大學的。

在上海音樂學院日子裡,我們是非常開心的,收穫也很大。盛中華、竇立勳、袁培文等名家先後任我們的主課老師。室內樂老師是丁芷諾。除了主課,還有許多必修的副科,如:室內樂、樂理、民歌、鋼琴、和聲、作品分析、外語、黨史,還要學軍。體育課踢足球,那是為避開可能傷及手部的運動項目,我踢後衛,不謙虛地說,來球我一定會把球懟到前鋒那兒去。

學習進入到第四年,我和咪咪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相識了,我們經常在一起,一起去聽作曲課,一起進出食堂,就這樣,我們相愛了。我是連級幹部,可以談戀愛的。她提議我們一起去杭州玩。我們去了之後,才發現杭州是一個那麼美麗的城市。談戀愛的滋味是甜蜜的。

1982年寒假,我在中央樂團排練廳開了一場學習彙報音樂會,實際上是考中央樂團交響樂隊,聽眾來了三百多人。我演奏了法郎克的A大調小提琴和鋼琴奏鳴曲、聖桑的《音樂會圓舞曲》、德沃夏克小提琴協奏曲小提琴獨奏。我的演奏分別由咪咪、李寶瓊老師、崔世光老師為我彈鋼琴伴奏,彙報音樂會聽眾反應熱烈。

那時候,上音要去美國的學生特別多。受出國潮影響,我和咪咪也策劃去美國留學的事情。很快一年就過去了,我畢業後,分配到北京中央樂團工作,而她讀的作曲系是五年制,比我們管弦系多了一年,我們只好分開了。

當時,我一邊在北京工作,一邊學英文。我寫了一封信,大意是:咪咪同志,我要去瑞士留學了,我們倆就分手吧。她回信很冷靜,跟我說我們吹了沒關係,我們還是朋友。後來,她跟一位瑞典人結了婚。

莫:上音畢業後你被分配到中央樂團,那可是中國頂級的樂團,在那裡你又經歷了什麼?

方:北京中央樂團裡的工作很多,但很有規律,每天有排練,每週末有演出;我還是絃樂四重奏成員,我拉一提琴,簡勤拉二提琴,趙宇拉中提琴,黃遠澤拉大提琴。經常拉的是莫札特的第23首四重奏,德沃夏克的「美國」四重奏等等。要想拉好小提琴,拉重奏是必須的。因為拉重奏的人對室內樂的所有曲目都要熟悉。我們先後去清華,北大等院校演出了五十多場,每到一處,先由中央樂團樂隊貝斯大提琴手寧德厚老師講絃樂四重奏的來歷,再介紹曲子的來歷,便於聽眾理解,也是「文革」暌違多年後普及交響樂的一種手段。當時每人的出場費不多不少人民幣五元整。

那段時間,我在外面交了許多來看演出的中外朋友。1984年,我在上海音樂廳認識了荷蘭阿姆斯特丹室內樂團的二雙簧管手瑪麗昂和她的朋友海迪。海迪在瑞士蘇黎士交響樂團拉第一提琴。當年我在她倆的幫助下,得到兩年全獎獎學金,去瑞士魯塞恩音樂學院跟巴姆加特納大師(Maestro Rudolf Baumgartner)上大課,跟古尼(Prof. Gunnars larsens)上個別課,每天練八,九個小時小提琴。我練的曲子要比老師給的東西還要難,比如,我每天練習帕格尼尼的24首隨想曲,保持技巧,這樣才能回老師的課。上大課時,同學們都笑我——因為我聽懂了不少巴姆加特納先生的瑞士德語(古德語)。在瑞士魯塞恩的時候,一次,我要在當地華人的春節聯歡會上演出,開始練習小提琴協奏曲《梁祝》。演出效果很好,觀眾在異國他鄉過中國傳統農曆新年,聽到百聽不厭的旋律,重溫百聽不厭的故事,反響非常熱烈。後來又要在瑞士蘇黎士的春節晚會上演出,我駕輕就熟,選的還是《梁祝》!拉《梁祝》,其實我是自己教自己,在上海音樂學院聽俞麗拿老師表演多次了,心中有數。雖然曲子早已爛熟於心,我的習慣是在正式演出前幾天要反復練,找新的靈感,扣每一個細節。一天,我練琴時,隔壁鄰居Zeller老太過來問這是什麼曲子,她說這輩子第一次聽中國樂曲,連聲說好聽,好聽。我告訴她這曲子描寫的是一個中國家喻戶曉的愛情故事:在女子不能上學讀書的時代,豆蔻年華的少女祝英台女扮男裝離家求學,遇到青年才俊梁山伯,他們一起讀書,一起生活,相處融洽,始終以兄弟相稱。其實此時情竇初開的祝英台已深深愛上了梁山伯,但她一直沒有暴露自己是女兒身。後來祝英台的父親以身染重病為由把英台騙回家,要她嫁人。英台離開學校後,梁山伯從師母那裡得知祝英台是女的,而且等待梁去她家求婚。當梁如夢初醒,滿懷幸福期望來到祝府時,得知英台已被她父親逼迫許配馬家,不久就要完婚,一切已無法挽回。梁山伯受此打擊一病不起,不久氣絕身亡。祝英台成婚之日,英台的父親答應女兒唯一要求:車轎必須經過梁山伯墓地。祝英台在梁山伯墓前哭祭完畢,一頭撞向墓碑,此時一陣閃電雷鳴,墳墓突然裂開,英台躍入墓中,須臾,梁祝二人化作一對蝴蝶,衝出墳墓,自由自在地在藍天翩翩飛舞。曲名《梁祝》就是取男女主人姓氏命名的。Zeller太太聽完這淒美故事,十分激動,立即把Zeller先生也叫了過來,要我複述了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懇求我給他們演奏。我滿足了他們的要求,讓他們聽了個夠,老兩口再三感謝,讚口不絕,滿意而歸。

我還參加了由巴姆加特納親自指揮的非常著 名的「魯塞恩節日弦樂團」(Festival Strings Lucerne)到東德、西德和奧地利演出多次。1983年該團作了遠東之旅,訪問了日本和中國。我高興地在北京見到了巴姆加特納夫婦包括樂隊秘書 Mia Niederoest,古尼及全隊人馬。(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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